優(yōu)選答案宗教學在中國
何光滬（中國人民大學）
●就在西方宗教學界開始意識到“規(guī)范性方法”不可或缺、宗教學不可能完全超然的20世紀60年代及隨后的年代里，中國宗教學界的切身經(jīng)歷已向世人證明，這門學科確實無法超然于社會，更無法超脫出歷史！

●在宗教學其他分支學科方面，原創(chuàng)性著作依然乏善可陳。尤其是對于國內(nèi)現(xiàn)實宗教問題的關注，由于 體制性原因和指導觀念的狹隘，依然很難表現(xiàn)為具體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對真正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工作而言，尤其是對中國宗教學的學術工作而言，最重要的問題意識，應是對中國人精神狀態(tài)及其問題的意識，最需要的超越情懷，應是對中國人精神幸福的超越功利的關懷，應是對包含中國人在內(nèi)的人類的愛。

1982年，中共中央發(fā)表了《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這一重要文件。該文件作為中央處理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綱領性文件，把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中國宗教問題相結合，將宗教界定為一種社會歷史現(xiàn)象，改變了以往僅僅把宗教視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觀點，指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是使全體信教和不信教的群眾聯(lián)合起來，服務于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共同目標。


這個文件大大推動了全國各地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實，使得長期被迫處于地下狀態(tài)的宗教活動走上地面，從而使信教群眾的宗教生活逐步正?；瑯嫵闪诵聲r期多姿多彩的社會生活的一個引人注目的側面。

與此同時，知識界和學術界對宗教的關注很自然地重新興起，并直接推動了宗教學的迅速復興和發(fā)展。先是成立于1964年但在兩年后（1966年）即停止了正常工作的世界宗教研究所，隨著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成立，終于在14年后重新開始了研究活動，并開始招收和培養(yǎng)宗教學方面的研究人才。幾乎與此同時，全國性的宗教學方面的學術性組織“中國宗教學會”和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的成立，以及《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資料》和《宗教》等雜志的創(chuàng)刊，都標志著宗教學終于重新崛起于中國學術之林。

上世紀從80年代到90年代，上海、新疆、甘肅、寧夏、陜西、河南、云南等省、市、自治區(qū)的社會科學院相繼成立了一批宗教研究所，各從不同的側重面開始了這一領域的研究，一些省市的社科院還開始招收宗教學方面的研究生。


另一方面，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開始，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四川大學、中山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南開大學、蘇州大學、西北大學、華中師范大學、上海教育學院、陜西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央民族大學以及中國人民大學，都相繼設立了宗教學方面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有的甚至設立了宗教專業(yè)或宗教系，開始招收宗教學方面的本科生、碩士生或博士生。這種種進展向世人展示：中國宗教學在不到20年時間內(nèi)，就從死里復活并迅速地發(fā)展壯大起來，幾乎堪稱學術發(fā)展中的一個奇跡。

當然，我們決不能忘記，這種轉變只有在社會政治轉變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同時，我們必須簡略提到的是，眾多宗教學者在“鴉片”論戰(zhàn)中表現(xiàn)的思想解放，尤其是在以后長時間的實事求是的研究態(tài)度、紛繁多樣的研究成果、理性健全的評價判斷、積極誠懇的建言獻策、多學科多側面多角度多層次的深入探討……，反過來又對社會各界關于宗教的認識、觀念與態(tài)度之撥亂反正、糾偏求真、理性轉變等等，產(chǎn)生了有益的影響，在相當程度上發(fā)揮了促進宗教和社會兩方面相互適應和良性發(fā)展的積極作用。這也是國內(nèi)外學術界和宗教學界內(nèi)外有目共睹的事實。


正如宗教雖然懷有超越的情懷，卻不能超然于現(xiàn)實之外，西方宗教學雖然曾標榜要擺脫價值判斷，而其“描述性方法”雖然仍具有基本的價值，但是，就在西方宗教學界開始意識到“規(guī)范性方法”不可或缺、宗教學不可能完全超然的20世紀60年代及隨后的年代里，中國宗教學界的切身經(jīng)歷已向世人證明，這門學科確實無法超然于社會，更無法超脫出歷史！

值得高興的是，宗教學界的問題意識正在增強。

一個頗有象征意義的跡象，是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基督教文化學刊》自1999年起出版了七輯之后，從2003年起與該校中文系新辦學術輯刊《問題》相呼應，改版為每期推出一個集中論題的形式，以求凸顯“回到問題本身”的研究思路。2002年12月，中國人民大學專門召開“當代思想學術的問題意識”學術座談會，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四川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蘇州大學等單位的60余位知名學者到會，就《基督教文化學刊》和《問題》所倡導的研究思路各抒己見。

按《學刊》“改版筆談編輯說明”的總結，“與會學者認為：我們正面臨著一個新問題不斷涌現(xiàn)、舊問題相繼復活的時代。這樣一個時代的宗教文化，已經(jīng)不可能超然于俗世的困擾；這樣一個時代的思想學術，也愈發(fā)可以同信仰的激情相互啟發(fā)?！睂ψ诮虒W而言，這里所謂“信仰的激情”，首先應是某種“超越情懷”。這種超越情懷起碼應超越世俗的利害考量，但又要對俗世有某種承擔精神。這種承擔精神，在學術上就應體現(xiàn)為某種問題意識。所以，問題意識與超越情懷，確實不僅是可以相結合，而且是應該相結合的。

我們在此想知道的是，這種“可以”和“應該”，能否在不遠的未來成為現(xiàn)實？

對未來進行展望，應當立足現(xiàn)在，根據(jù)現(xiàn)狀。關于現(xiàn)狀，我們可以舉一些典型的、同我們的問題相關的例證：在宗教哲學方面，佛教哲學引人注目的最新成果、方立天教授的《中國佛教哲學要義》兩卷，至少同他自己以往的《佛教哲學》相比，已大大凸顯出對佛教中國化和佛教對現(xiàn)代中國的意義這一問題的意識；孫尚揚和劉宗坤的新著《基督教哲學在中國》，則在歷史的敘述中顯示出同方立天類似的關注，關注當今中國最引人注意的另一大宗教即基督教的哲學與中國的關系或對中國的意義。

在一般性或現(xiàn)代性的宗教哲學方面，從20世紀上半葉（20年代）謝扶雅著譯《宗教哲學》，到20世紀下半葉（80年代）何光滬譯介《宗教哲學》和《二十世紀西方宗教哲學》、劉小楓編譯《二十世紀西方宗教哲學文選》，時間間隔之長，令人沮喪；但在21世紀開端，從周偉馳、胡自信、吳增定、趙敦華等譯介《當代西方宗教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8月），到胡景鐘、張慶熊編輯《西方宗教哲學文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再到張志剛著作《宗教哲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1月）和何光滬側重宗教哲學的論文集《月映萬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10月），時間間隔之短，令人興奮；這些書的結構，幾乎全部都是以問題為線索的。

當前中國宗教學界還十分關注兩個事關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大問題，一個是“儒教是教非教”的問題，另一個是“宗教間對話”的問題。對前一個問題的關注，導致了一部重要論文集和一部重要專著的誕生，那就是任繼愈主編的《儒教問題爭論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和李申撰寫的《中國儒教史》（上、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000）。

對后一個問題的關注，導致了一系列編、譯、著的產(chǎn)生，例如何光滬和許志偉編的兩卷《對話：儒釋道與基督教》，許志偉和趙敦華編的《沖突與互補》，王志成譯的希克、潘尼卡、尼特等的著作，何光滬、張慶熊分別翻譯的孔漢思等的著作以及王志成寫的《和平的渴望：當代宗教對話理論》等等。

這種關注還表現(xiàn)為大量有關文章的發(fā)表，以及對一定時空距離之外的相關思考和更多的對話問題的興趣，具體的例證有吳經(jīng)熊的舊作《超越東西方》的翻譯，何世明關于儒耶對話著作的重版，以及一系列關于宗教與科學關系的譯著出版。其中彼得斯和江丕盛等合編的一本題名為《橋：科學與宗教》，很能表明對“對話”的關注，在主題上可以超越于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間，而延及人類文明的不同部門之間。

在宗教史學方面，與此相應的是對不同宗教的歷史之關注，除了各宗教本身的專史（各教專史的研究已擴展為斷代史和宗派史——如陳兵和鄧子美的《二十世紀中國佛教》，魏道儒繼禪宗史后推出的華嚴宗史，李大華、李剛、何建明的《隋唐道家與道教》，晏可佳的《中國天主教史》等等）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即將出版的兩部宗教通史——北京大學出版社的《世界宗教》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人類的宗教》，距上世紀80年代的兩部大部頭宗教通史的出版已有多年，而且，這兩部書的作者都是美國學者，而那兩部書的作者都屬于“前蘇聯(lián)”！

還可以一提的是，繼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宗教與世界”叢書多年之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又推出一套大型的“宗教學譯叢”。兩套叢書的書名之不同，是兩個時代宗教學之處境或發(fā)展的縮影：在前一套叢書推出的上世紀80年代，宗教本身從文革以來所受的誤解還有待澄清，宗教學者心中的余悸和框框還有待掃除，所以當時最迫切的事情，是要說明“宗教”與“世界”相關，與人生相連，與人類生活和人類文化的各個部門如政治、經(jīng)濟、文學、藝術、哲學、科學等等均有密切的關聯(lián)，從而為宗教研究的必要性以至重

要性提供論證，為宗教研究的啟動爭取社會承認，創(chuàng)造某種社會心理條件。到了后一套叢書推出的21世紀初期，這件事情應該已經(jīng)結束，所做的工作應該已有一定效果，從而可以直截了當?shù)貫樽诮虒W的進一步發(fā)展提供更多的思想資源了，因為，不單有這么多學者在這么多年里已向世人說明了這門學科的理論價值，而且，從那個時期以來，中國和世界上發(fā)生的諸多重大事件同宗教的關聯(lián)，也已經(jīng)向世人證明了宗教學研究不但具有理論的重要性，而且具有現(xiàn)實的迫切性。

然而，我們也不得不說，在宗教學其他分支學科方面，從我在《中國宗教學百年》一文中介紹不少成果之后，進展并不突出，原創(chuàng)性著作依然乏善可陳。尤其是對于國內(nèi)現(xiàn)實宗教問題的關注，由于體制性原因和指導觀念的狹隘，依然很難表現(xiàn)為具體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例如，新興宗教方面的研究，不得不局限于對國外狀況和國外理論的介紹，對中國民間宗教的研究不得不局限于古代，對基督宗教的研究也不得不局限于理論性和歷史性的研究，因為這些領域涉及國內(nèi)現(xiàn)實問題的研究，從工作過程到成果發(fā)表都有種種限制、障礙和困難。考慮到已有越來越多的人，包括有關領域的學者和官員，均已認識到這些研究的迫切性和實事求是方法的重要性，我們不能不說，這種狀況的確鮮明地突出了觀念與體制的矛盾，突出了思想解放和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可喜的是，宗教學界已經(jīng)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自身做起，努力把問題意識和超越精神結合到自己的工作之中，盡管這樣做要克服許多難為人道的巨大困難。

又例如，就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兩本出版物中，上述問題意識與超越精神的某種結合，已經(jīng)開始在中國宗教學界顯現(xiàn)。一是在《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的“宗教學研究四人談”中，北京大學宗教系主任趙敦華、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中國人民大學宗教系教授方立天和何光滬，圍繞中國宗教學面臨的諸多問題展開討論，從研究方法到學科定位，從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問題，到所謂“中國學派”問題，直到對21世紀宗教學重大課題的展望，所有的討論，都蘊含著這種內(nèi)在的結合。

二是前已引述的《基督教文化學刊》第九輯，在其中的“學術會議”專欄里，卓新平、趙敦華、清華大學教授王曉朝、河南大學教授梁工、蘇州大學教授方漢文、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慧林，以及《博覽群書》主編常大鱗和來自美國的楊鳳崗教授、來自香港的江丕盛教授，在談及諸多重大問題的時候，也都似乎貫注著某種超越精神。當然，在這類純學術的討論中，學者所表現(xiàn)的超越精神，多半都不是宗教意義上的超越，而只是在科際、方法、觀點、視野等方面的超越。

最后還應該提到另一個可喜的現(xiàn)象，即中國宗教學界的國際交流已日益頻繁和得到重視，不論是日常的訪問講學和長期的合作研究，還是雙邊或多邊的國際學術會議，交流的范圍都在擴大，水準也在提高?？紤]到現(xiàn)代宗教學是一門發(fā)源并發(fā)達于西方的學科，考慮到中國宗教學研究的曲折歷史和諸多不足，這種交流理應得到更多的重視和支持。

在這種可喜現(xiàn)象中最可喜的，是港臺和海外華人宗教學者同內(nèi)地宗教學者的交流不但正在增加、而且已結出了許多美好的果實。例如香港中文大學已舉辦并將每年舉辦的邀請不少內(nèi)地學生參加的博士論文交流會議，臺灣輔仁大學舉辦的主要邀請內(nèi)地學者的學術會議以及同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的合作關系，加拿大維真學院中國研究部每年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聯(lián)合舉辦的基督教學術會議，以及香港浸會大學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聯(lián)合舉辦的宗教學學術討論會等等。

不能忽略的是，所有這些工作和合作，都是在海內(nèi)外中國宗教學者共同面臨的種種困境中進行的。這意味著，倘若他們不具有敏銳的問題意識，不具有某種即便不是宗教性的、也必須是超越功利的超越情懷，他們便不可能取得這些成就。

問題意識可以是對千種萬種不同問題的意識，超越情懷可以指涉千種萬種不同層次的情懷。但是我想，對真正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工作而言，尤其是對中國宗教學的學術工作而言，最重要的問題意識，應是對中國人精神狀態(tài)及其問題的意識，最需要的超越情懷，應是對中國人精神幸福的超越功利的關懷，應是對包含中國人在內(nèi)的人類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