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選答案偏偏我在臺大外文系的幾位同學和好友——劉紹銘、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秀美)、歐陽子(洪智惠)、林耀福、戴天(成羲)、張光緒等人——都熱愛文學，在大三就辦了一本現(xiàn)在已成為文學史上經(jīng)典的雜志《現(xiàn)代文學》。而我呢？除了為他們搖旗吶喊并偶爾翻譯幾篇文章外，別無貢獻。我雖喜歡文學，但不敢專攻純文學，那么，到美國去讀什么呢？于是我就胡亂申請，到處亂寄申請信：耶魯和印第安那大學的戲劇系(我在大四那年選了董漢玖教授的戲劇課)、愛荷華和伊利諾伊州立大學的新聞和傳媒系，還有加州洛杉磯分校的電影系。最后，為了更“實際”一點，覺得應該申請讀一門“有用”的學問：因為我讀的是外文，所以以為可以學外交，而外交就是“國際關系”，于是我糊里糊涂地決定申請到芝加哥大學讀國際關系，以防萬一——萬一我的戲劇和電影夢落空的話，至少還可以學到一樣東西謀生；而且當外交官也頗體面，說不定還可以在某國外交部舉辦的舞會中和某大使女兒共舞！這是我在新竹中學讀書時一位英文老師說給我們學生聽的“好故事”。序曲：申請到哈佛第一部在哈佛求學的日子一切申請手續(xù)辦完后，父親有一天對我說：“不妨試試申請哈佛。”我當時頗為猶豫，以為機會渺茫，白白浪費了申請費，后來又覺試試無妨，反正我在外文系四年讀書的成績不錯——一個名列前茅的學生，說不定會受到這個名列前茅的名校青睞吧！這種想法真是大錯特錯！后來才知道，在美國上研究院，主要看你要學的那一門的準備工作做得如何？英文考一百分也沒有用，而如要申請到哈佛念本科，則更是難上加難，因為每一個申請的學生不僅都是名列前茅，而且個個都是天才。那么，我要申請到哈佛念哪一科呢？哈佛沒有戲劇系，更沒有電影或傳媒，我應該念什么呢？在大二的國際關系課上第一次聽到哈佛教授費正清（JohnKingFairbank）的名字，而且據(jù)說他對臺灣當局不甚友善。我不知從何處得來的靈感，以為自己在“國際關系”方面的皮毛常識可以得到他的重視，遂決定申請哈佛的東亞研究，并以中國近代史為主修科，先修碩士班的“東亞地區(qū)研究”(RegionalStudiesEastAsia)這個項目。申請表寄出后，我未幾就畢業(yè)服兵役去了，很僥幸地抽簽“中舉”到空軍幼年學校去做英語教官，每天除了教書外，無所事事。該校位居臺灣地區(qū)南端的東港，周末還可以坐火車到高雄的“空軍俱樂部”去和中學女老師跳舞，玩得樂不思蜀，竟然忘了申請到美國念書的事。第二年(1962年)春天，父親寄給我?guī)追饷绹髮W的信，我的申請紛紛落空，而獨有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收了我：芝加哥給我免學費的待遇，而哈佛的信中說我得了一份“另類獎學金”，我看后欣喜若狂，但又覺得信中的英文名詞有點太怪——“alternateforafellowship”——我把“alternate”這個字初解為“另一種”獎學金，卻把“fora”這兩個小字眼忽略了，回家和父親商量，他也作同樣解釋，以為我得到了哈佛的獎學金。后來幾經(jīng)細讀“文本”之后，才領悟到我原來是“備取”或“候補”：如果別人不要那份獎學金，我或者還有機會，否則無望。誰還會拒絕哈佛的獎學金？我在絕望之余，終于決定接受芝加哥大學的“免學費”待遇，至少可以為父母省下一筆可觀的學費。其實父母親根本無力資助我“自費”留學，他們兩人任教的全年薪水還不夠買一張到美國的飛機票！為了我到芝加哥的旅費，他們必須借債，甚至傾家蕩產(chǎn)也在所不惜，一切都是為了我這個寶貝兒子可以負笈留學。天曉得我當時為什么要選一門我對之毫無了解的“學問”。到了芝加哥以后，我才發(fā)現(xiàn)，所謂“國際關系學”全不是那回事，也根本不是所謂國際時事。要研究必須有方法，而我初進芝大就要學所謂“游戲理論”(gametheory)，把各個國家的政治和軍力當作一盤棋子，或一個國際舞臺上的“海員”——不是真人，而是像當今計算機游戲中的電動木偶——并以此來推測“安全”指數(shù)。到了芝大不到兩個月，我就陷入“存在”危機：我來美國干什么？為什么要學這種“游戲”？為什么要啃這些似懂非懂的理論天書？我還要做什么外交官的美夢？各個國家都只不過是國際政治這個棋盤上的一個小棋子而已，根本不在教授眼里。我還選了一門“國際政治”的課，講授這門課的是鼎鼎大名的摩根索(HansJ.Morgenthau)教授，他剛剛出版的那本教科書《國際政治》（PoliticsamongNations）正炙手可熱，這本書大談國際關系上的“務實主義”，所以對于國際關系上的所謂“道義”完全嗤之以鼻。于是我又以姑且試試的心情發(fā)了一封信給哈佛，重新申請。這一次，我在申請書中寫得更具體了一點，特別把我的“芝加哥經(jīng)驗”也寫了進去，并且特別強調我?guī)煆脑撔＿h東圖書館館長錢存訓先生：他教的幾門課——中國古代書籍的考證學和目錄學——我都因近水樓臺的關系(在遠東圖書館打工)而選修。錢先生不但是我的恩師和“漢學”啟蒙者，而且是助我申請哈佛成功的關鍵人物，他為我寫的一封信起了關鍵作用，因為有了他的“權威性”的推薦，我申請做中國文化的研究生是有資格了。然而為什么要在美國研究中國？我本身西化得很厲害，非但對“國學”毫無興趣，而且對中國歷史的知識也僅是普通大學生的程度。唯獨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情有獨鐘，因為我在芝加哥這一年，為了從抑郁的情緒中解脫出來，開始拼命讀“禁書”——當年國民黨在臺灣禁掉的20世紀30年代文學——特別是魯迅的作品，因此也為多年后我研究魯迅種下一個“基因”。但是我遍查哈佛的課程表，沒有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科目，而中國歷史方面，除了費正清教授外，只有兩個我不甚熟悉的名字：L.S.Yang(楊聯(lián)升)和BenjaminSchwartz(史華慈)。后來我也在楊先生門下修課，并在博士試時，承蒙他親自口試通過，而史華慈教授卻成了我的業(yè)師。至于費正清教授，他門下的學生太多，我大概只選修了一門閱讀課，其他皆旁聽，而且在他課上成了“搗亂分子”，大放厥詞批評他的著作，認為只有制度和政治史，沒有人情味和人文氣息。此是后話。芝大一年快結業(yè)時，我收到哈佛的入學許可，而且有全部研究院(GraduateSchoolofArtsandSciences)的獎學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