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選答案12世紀，圣芳濟修士、黑袍修士和卡莫修士，來到這片平坦、潮濕的沼澤區(qū)定居，劍橋鎮(zhèn)由此誕生。 1209年，牛津大學的兩名經(jīng)院派哲學家被控謀殺了一名妓女，牛津市法庭將他們判處絞刑。為了表示抗議，牛津教師們有一段時間停止授課，紛紛離去，其中一部分人來到了劍橋鎮(zhèn)。離開，重建，這不是什么不尋常的事；萊比錫大學也是一部分人從布拉格大學分裂出來后創(chuàng)建的?？蔀槭裁磳⑦@所大學建在劍橋，而不是在北漢普頓或斯坦福德呢？它們也是繁華的市鎮(zhèn)，也有牛津的大學生住在那里。為什么不是在倫敦呢？或在一座林肯這樣的主教座堂城市呢？當時那里已經(jīng)有一所主教教堂學校了。 盡管在劍橋創(chuàng)建大學的情況模糊不清，根據(jù)記載：面對懷疑的市民，一群教師和大學生成功地爭取到了王室和教會的保護，這是不穩(wěn)定時代的基本條件。最遲1225年左右，劍橋的教師們就從他們當中選出了一位校長，他的權力得到了亨利三世國王的批準，大學的自主管理就由此而來。不久之后，1233年，格雷戈爾九世教皇也批準了，這種教會特權牛津直到1254年才享受到，說起這一點，劍橋的大學檔案員伊麗莎白·麗德哈姆－格林洋洋自得（“劍橋經(jīng)常后于牛津起步但總是先于牛津完成?！保┤欢匾氖?，亨利希三世及其繼承人的法令確保了這兩所大學的壟斷地位。一直到19世紀，整整六百年，牛津和劍橋都是英國僅有的大學。歐洲其它地方?jīng)]有哪里有這種壟斷的。 跟牛津一樣，劍橋的這所大學一開始也沒有自己的房子。他們在租來的房子里講課和生活，哪里有地方就在哪里。大學生們從一開始就住在旅舍（hostel）里，由店主負責監(jiān)督。1280年，在這種私人旅舍被有著自己的校舍和捐款的學院取代之前，全城已經(jīng)有34家這種大學生公寓了，捐款能保證學院的持久性和獨立性。 1284年，艾利修道院的休·德·巴爾夏姆主教創(chuàng)辦了劍橋的第一所學院，彼得豪斯學院。直到學院章程它依照的都是比牛津的它早20年的主教學院、默頓學院的模式。彼得豪斯學院設有一位院長和十四名院士，兩位大長老負責每天的禮拜，兩名財務主任負責財務管理，一位募捐負責人，能付得起錢的時候就還請有一名門房。除去二、三名貧困學，這是一個獲得學位者的群體，一個高級大學生機構，按照的是巴黎索邦學院的模式。直到愛德華二世創(chuàng)建的國王學院，才在14世紀初期形成了指導性方案：以學院作為學生的學習和生活集體。人們稱那些學生為國王的孩子們，他們確實還是孩子，入學年齡：14歲左右。 當時上大學的都有些什么人呢？首先，主要是小地主和城市的上層社會將他們的兒子們送來劍橋，貴族和鄉(xiāng)紳比較少。中世紀早期學生的生活環(huán)境像修道院一樣嚴厲、貧窮。經(jīng)常是只有神學博士，即獲得博士學位的神學家，有權得到一個自己的房間。其他的所有院士都跟一組大學生同居一室――圣約翰學院規(guī)定：“一張床上不超過二人，除非他們不滿14歲。”清晨和晚上必須做禮拜，坐在簡陋冰冷、地面鋪著干草的教室里聽講座、進行辯論。沒有體育活動和有組織的業(yè)余時間。唯一的調劑：城里的小酒館和夫人們。早在1342年就有人對大學生和大學教師們時興的越軌表示不滿了：“光頭本是他們的地位的標志，他們蔑視這一標志，女人似地將頭發(fā)長長地披在肩頭，或者燙成卷發(fā)、涂脂抹粉（……）他們穿毛領長袍、紅綠色格子的鞋，圍很長的真絲圍巾，他們手指上戴著戒指，腰纏又寬又貴、嵌有人物和黃金的腰帶，腰帶上掛著劍似的刀子?！? 當時一學年就分成三學期了。和中世紀所有的歐洲大學一樣，在劍橋，基本課程設有七門“文科”, 人們也稱它們是“不能謀生的藝術”：老一套的語法、邏輯學和修辭學三學，然后是算術、音樂、天文學和幾何學四學，另有三門哲學：玄學、道德哲學和自然哲學。七年學習后，誰通過了文科考試，就成了文科碩士，有權授課?？墒牵绻姓l想成為法學、醫(yī)學或神學博士，在王室或教會發(fā)展，他們就得再熬過十年――整整十七年，沒有分文助學金。 牛橋畢業(yè)生從前就有最理想的就業(yè)機會。尤其是在1348／49年的那場奪走了英國近三分之一人口的瘟疫之后，對受過良好教育的牧師、管理人員、法學家、醫(yī)生的需求增加了。1370年前后劍橋共有八所學院,大約20多家旅舍。整個大學有將近700人，不及今天的一個女王學院的多。直到15世紀，牛津的這位窮表弟才具有了跟他的老伙伴同樣大的規(guī)模，雖然影響還不及它。 中世紀的學院也是靈魂得救的保障措施，它們有還愿教堂，必須長期在那里為他們的資助人做彌撒。創(chuàng)辦一所學院被視為宗教行為，就像捐資修建一座修道院或一幅祭壇畫一樣。劍橋早期的學院創(chuàng)建人絕對不只是教會人員。也包括國王和他們的女人，像伊麗莎白·德·克萊爾和彭布羅克伯爵夫人這樣的上層貴族的太太，國家官員、商人，主教相當少。基督圣體學院的監(jiān)護人最為特殊，它是劍橋（和牛津）唯一一座由城市的兩個行會共同創(chuàng)辦的學院，1352年――30年后，市民們險些又將它毀掉。 在中世紀的大學城市里，“市鎮(zhèn)”和“學院”之間的摩擦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早在1231年，亨利三世國王就代表大學生們向劍橋市長抱怨房租太高了。反過來，市民們又對大學的各種特權不滿，從對酒館營業(yè)執(zhí)照的監(jiān)督到自己享有審判權，這是13世紀以來所有的英國君主即位時答應這兩所大學的――這一形式一直持續(xù)到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統(tǒng)治時。憤怒積聚起來，1381年農(nóng)民暴動襲擊了劍橋。暴民們在市長的率領下?lián)屄恿舜髮W生宿舍、學院和圣瑪麗學院里的大學保險箱。文獻被毀，文件和圖書被堆在市場上燒掉了：“不要牧師們教書，不要！” 城市必須為1381年的騷亂做出痛苦的賠償。國王重新加強了大學的地位。它后來還監(jiān)督劍橋鎮(zhèn)的度量衡、秤砣和生活用品價格。它甚至檢查城市市民的業(yè)余活動，足球和演戲、斗雞和斗熊。直到1856年議會頒布了一項法令，大學才失去了它的監(jiān)督城市的集市和年市、頒發(fā)酒館營業(yè)執(zhí)照和自行判決的權利。但它一直將它的不讓學生們受到最危險的誘惑的古老權利保持到1894年，即批準逮捕妓女和演戲的權利。直到1974年，大學在市議會里都有四名自己的代表。直到21世紀初，布萊爾政府才成功地剝奪了劍橋大學最后的特權，該特權可以追溯到理查德二世1382年的一封文件：頒發(fā)葡萄酒許可證的權利。 使中世紀的城市形象變化最大的莫過于興建學院，最激怒市民的莫過于大學地皮的擴張。當您坐在國王學院前的矮墻上時，您就很容易想象：墻后的草地上曾經(jīng)密密麻麻地蓋著一排排房屋，一條條胡同通向河流，那座著名禮拜堂所在的寬敞庭院和草地曾經(jīng)是一個完整的城區(qū)――1441年，亨利六世國王虛榮地興建學院，將它拆除了，平整了。那里曾經(jīng)坐落著數(shù)百座手工業(yè)者的住房和商店，沿著曾經(jīng)的米爾恩街分布，一條跟河流平行的主要街道，只能從它的剩余部份辨認出它的走向來：北起三一胡同，南至今天的女王胡同。那是一場模范性的城市改造，或許已經(jīng)有了炒地皮，無論如何是一場徹底轉變結構的開始。河畔的手工業(yè)區(qū)變成了校園，歐洲最漂亮的學院公園之一，后園。 這期間大學建起了它的第一幢自己的大樓，有課堂、會議室、圖書館和管理大樓的老學堂（1350年－1475年）。別的學院都圍繞著這個學院核心：克萊爾學院、三一學堂、岡維爾學堂。劍河邊的倉庫、造船廠和碼頭也漸漸地消失了。1500年前后，劍橋有十幾所學院，大多數(shù)位于高街和劍河之間，南起已經(jīng)位于城墻外的特蘭平頓門旁的彼得豪斯學院，北至后來的三一學院和圣約翰學院的所在地。這一發(fā)展很明顯：大學在城市西區(qū)擴張，東區(qū)仍然以town（市民）為主，而不是gown（學袍）。 人文主義思想也隨著印刷術傳播開來。歐洲這場古典精神的偉大復興運動最杰出的代表是來自鹿特丹的伊拉斯謨。伊拉斯謨來到劍橋。他來了，咒罵這里的氣候、走了味的啤酒、差勁的抄寫員，實際上是對一切都不滿，斷斷續(xù)續(xù)地呆了近三年。從1511年到1514年他住在女王學院，教授神學和希臘語，寫作，翻譯，出書，通信，有著無人能及的旺盛精力和優(yōu)雅文風。伊拉斯謨對于劍橋不僅僅是一名布道者。原始資料研究取代了中世紀的經(jīng)院哲學。重心從神學轉到了雄辯術，從培養(yǎng)牧師轉到了培養(yǎng)有學問的國家棟梁。從此以后，古代語言和文學在英國大學的教學課程里長期占有重要地位。劍橋人文主義者對希臘語和希伯萊語的興趣帶來了圣經(jīng)和古代宗教著作的?？卑姹?。這里也是改革的溫床。 將伊拉謨斯召來劍橋的那人是他的朋友約翰·費希爾，他在這一發(fā)展中起了關鍵作用。他是女王學院的院長，羅切斯特主教，擔任大學校長30年，是一位學者和影響巨大的組織者，而且還是亨利七世的母親瑪格麗特·博福特夫人的懺悔神父。這位虔誠的院長不是建議她將財產(chǎn)捐給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而是建議她將她的靈魂的救贖和劍橋聯(lián)系在一起：先是捐助一個神學教授席位（1502年），劍橋最早的教師職位，然后是一所學院，基督學院（1505年），身后又捐建了第二所學院，圣約翰學院（1511年）。亨利七世完成國王教堂也要歸功于約翰·費希爾的參與。巨額的捐助，學生人數(shù)的增加，人道主義的教學計劃，這一切都使劍橋大學在幾年內上升為一所歐洲級別的大學，首先是和牛津處于同等水平。約翰·費希爾是位改革家，但他信奉正教。他將溫和的伊拉斯謨召來了劍橋，讓人公開焚燒馬丁·路德的作品。到頭來他自己站在了斷頭臺上。他的對手中包括一位耶穌學院從前的院士，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馬斯·克蘭默。他提醒亨利希八世國王，說劍橋的神學家們同意對棘手的教會權益的決定權做出有利于他的解釋。在威脅性的強迫之下，大學同意了，但大學校長不同意。1535年，約翰·菲希爾被當作大叛徒處決了，400年后他又被奉為圣徒。 和較為保守的牛津不同的是，劍橋的教師們愿意接受路德的新教學說。他們于1521年聚集在國王學院的白馬酒館，討論從德國傳來的這一新理論。人們稱這一同情者的團體“小德國”（Little Germany）。要不是它們的酒館早就被拆除了的話，我們肯定會在那里讀到這樣的牌子：“英國新教的先驅者們曾經(jīng)在此喝酒?！毙荨だ倌⑼旭R斯·克拉默、邁爾斯·科弗代爾、馬修·帕克、威廉·廷代爾――作為圣經(jīng)譯者、主教和大主教，“小德國”的這些朋友們?yōu)樵谟鴤鞑プ诮谈母镒龀隽藳Q定性貢獻。兩本書起的作用特別大，廷代爾的《圣經(jīng)》和克拉默的禮拜書《公禱書》。 亨利希八世本人從來沒有對劍橋產(chǎn)生過特別的興趣，卻向大學捐贈了五個王家教授席位，這屬于時代和它的火焰式國王的自相矛盾。在這個突破的時代，王室需要牛津和劍橋充當可靠的管理人、法學家和牧師的儲備室，充當政府的學院支柱。因此，亨利希八世本人最終于1546創(chuàng)辦了一所學院，將兩座較老的學院合并成一座規(guī)模更大、超過了迄今所有學院的新學院，三一學院，這不僅僅是貴族自由的標志。至今它仍是劍橋唯一的一所不由院士選舉、而由王室根據(jù)首相的提議任命院長的學院。 1553年，亨利希的女兒、信奉天主教的瑪麗亞·都鐸登上了英國的王座。異教徒委員會成立起來了，學院院長都被撤職了。劍橋的三位革命先驅，克拉默、拉蒂默和里德利，都被燒死在牛津的火刑堆上。一些新教徒逃去了大陸上，有一些入土后也得不到安寧。1556年2月6日，新教神學家馬丁·比塞和保羅·法基爾斯的尸體被挖出，他們的棺材被用鏈子縛在樁子上，抬到劍橋的集市廣場上焚毀了，好像它們是異教的復辟者似的。 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信奉新教，在她的統(tǒng)治下，大學漸漸得到了鞏固，這次王位更替影響深遠。人們繼續(xù)激烈地爭論圣經(jīng)和教會的權威性。承認英國國教的宣誓使許多人陷進了一場良心糾紛、無論是天主教徒還是完全忠于伊麗莎白一世的清教徒都一樣。這位“處女女王”引進了院士必須獨身的戒律，只有院長例外。從1570年起，這一禁止結婚的命令就被納入了大學的規(guī)定――正式地直到1861年。創(chuàng)建了新的學院。埃曼努爾學院（1584年）和悉尼·蘇塞克斯學院（1596年），兩個學院都旨在促進新教，為了顯示它們和信奉天主教的歷史決裂，兩座禮拜堂最初都是坐南朝北，而不是坐西朝東。 伊麗莎白一世只來過劍橋一回，那是在1564年夏天，她更喜歡“親愛的牛津”，并且資助它。可在她長時間的統(tǒng)治期間，劍橋大學前所未有、以后也再沒有這樣接近過王位和權力。她的大臣，伯利男爵威廉·塞西爾，在他的母校擔任校長近四十年。劍橋的畢業(yè)生相繼擔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任職于國家和教會的高級部門。 隨著宗教上的穩(wěn)固，大學生的人數(shù)也從1570年的1630名上升到1620年的3000名左右?，F(xiàn)在，也有越來越多的“紳士”――下等貴族的兒子們前來就讀了。當時形成了三類大學生：貴人（noblemen），他們支付昂貴的學習費用，不用考試就能拿到學位，作為fellow commoner和院士同桌用餐，這是他們的許多特權之一；公寓生（pensioners）,來自中等階層的大學生，他們支付住宿和學習費用，但少一些；最后是sizar們，來自貧困家庭的助學金領取者，免除了費用，但必須在學院里從事服務。大學的三種社會等級的教育基礎是16／17世紀發(fā)展形成的導師制，同時也是學院經(jīng)濟的一部份。年輕院士靠當導師維持生活。 數(shù)百年來，劍橋城只是這所大學的后花園，是廉價勞動力倉庫。早在1954年，愛爾蘭劇作家肖恩·奧卡西訪問過劍橋后就寫道：“這座城市擠在、彎彎曲曲地緊挨在學院建筑的周圍，給人的印象像是一個沒落的小伙子想期望一位富親戚賜給他一個工作?！睂W院越擴張，它們對門衛(wèi)、校役、清潔女工和匠人的需求量就越大。城市仍然相當小――1801年首次人口普查時，居民人數(shù)才不足9000人――是繁華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中心的一個小鎮(zhèn)。這里住著農(nóng)民、石匠、啤酒釀造工人、裁縫、鞋匠、商人。城里沒有大房子，有錢人住在周圍的莊園上。但是，全國各地的客人、倫敦的馬車、大陸的商人，他們每年都要來劍橋一次：在九月份，來趕斯圖爾橋年市。 斯圖亞特王朝的國王們更喜歡牛津；他們將劍橋當作前往新集市賽馬時中途休息的地方。當詹姆斯一世1614年留宿三一學院時，整個學院里禁止吸煙，因為眾所周知，這位國王厭惡吸煙。為了供他消遣，教師們安排了一場哲學戲，一場有關劍橋大學“狗們是否進行三段論”問題的辯論表演。最后得出結論，狗不能思維。那位君主聽后說，他的狗是例外。教師們鉆牛角尖地高聲附和。毫無疑問，劍橋是一個精神活躍的地方，充滿神學和政治的辯論，獲益匪淺的不光是年輕的彌爾頓。在悉尼·蘇塞克斯學院，學生奧利弗·克倫威爾接觸到了加爾文教的思想，1640年他以一票的優(yōu)勢代表劍橋被選進了議會――“那唯一的一票既毀了教會也毀了王國。”圣約翰學院的院士、詩人約翰·克利夫蘭議論道。和城市不同的是，內戰(zhàn)爆發(fā)時，大學繼續(xù)忠于王室。1643年克倫威爾返回來，將學院變成了軍營，將劍橋變成了東英吉利議會運動的司令部。大多數(shù)院長丟掉了他們的官職，有一半院士，共200多人，被解雇了；有些逃去了查爾斯一世駐陛的牛津。威廉·道辛受議會委托，想毀掉學院里從改革中幸存下來的一切：天使、圣像、各種顯示羅馬教皇權力的東西。不管這位塑像破壞者做得有多野蠻，他也反映了克倫威爾的許多同時代人極其虔誠。 “祈禱和布道時謹防睡眠，因為那是死亡之睡眠。”1660年前后三一學院的學生規(guī)章里寫道：“不下棋或很少下棋，因為它雖然是一種機敏的游戲，但太單調太費時了。制止足球，因為它是一種粗魯?shù)摹⒓ち业倪\動，更適合小丑而不適合學生?！? 在君主制復辟之后，統(tǒng)一行為又恢復了英國的舊規(guī)定。王室的寵兒被指派來擔任大學校長。對教師的雇請也連續(xù)幾十年反映了王室繼承人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間的信仰變換。在此期間，能夠以笛卡爾的堅定不移進行研究和教學的不光是劍橋的柏拉圖主義者們，一個自由宗教哲學組織：“道理是主的燭光?！毙叛鰧ふ依硇缘睦碛?，理性發(fā)現(xiàn)了一種新的宗教，自然科學。倫敦皇家俱樂部（1660年）成立后設立了數(shù)學、化學和天文學的教授席位。艾薩克·牛頓這顆明星在劍橋上空閃耀。但學生們最熱烈的爭論是在咖啡館里舉行的，清教徒們和理性主義者都在那里享受這一新的時髦飲料，享受清醒的狂歡。學說、學院的流言蜚語、學生詩歌、不久又有了第一批報紙，都在咖啡館里流傳。這些網(wǎng)吧的先輩變得如此流行，校長和院長們不得不于1750年頒布禁止上午就去咖啡館的禁令。不同于牛津的是，當時劍橋和倫敦之間的往來還相當少。直到1792年才有了一輛直達的定班郵車。倫敦――劍橋這一段它要走七小時一刻鐘。 18世紀，王室和議會進一步聽任大學自主管理。教師和學生們干他們最想干的事：學習、享樂。他們去釣魚和狩獵，去咖啡館，看演出，逛妓，妓女們懂得，集中在一起的這些禁欲的院士和大學里的年輕牡馬是個有利可圖的市場。在圣約翰學院的教師公用室里，在喬治時代的學院布景里，還能對這個風雅和鋪張的時代有所感覺――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父親萊斯利·斯蒂芬稱之為“這個極其舒適和令人尊敬的世紀”。打瞌睡的教師和狩獵、酗酒的大學生的畫作是當年的牛橋毫無創(chuàng)意的作品。早在那時候，古怪的貴族子弟們的越軌行為就比讀書人（reading men）的駝背更受人尊敬。然而，大多數(shù)學生來自貧困家庭，他們辛苦工作，希望最終至少能得到一個謀生的牧師位置。喬治時代劍橋的許多教授不舉辦講座或不在學校。 1800年左右，劍橋（和牛津）的名聲受到損害。另外兩所大學超過了它們，尤其是在自然科學方面：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和哥廷根大學，那是喬治二世創(chuàng)辦的大學，不久就成了漢諾威人最著名的大學。另外，在英格蘭也首次出現(xiàn)了競爭對手，德勒姆大學（1832年）和倫敦大學（1836年）。牛橋失去了它的壟斷地位。同時大學生的人數(shù)卻在上升。發(fā)達起來的資產(chǎn)階級的中等階層需要新的培養(yǎng)場所。在維多利亞王朝這一越來越工業(yè)化和商業(yè)化的社會里，劍橋也感覺到必須幫忙。應該改革了。一位科堡-高塔王子、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阿爾伯特推動了這次改革。 1847年，劍橋大學以微弱的多數(shù)將這位不受歡迎的德國人選為校長。阿爾伯特親王終于有了自己的活動場所，讓女王松了一口氣。他果然比英國大多數(shù)的大學教師更了解德國和英國的教育事業(yè)。但他太遷就劍橋的傳統(tǒng)，不能進行真正的重要改革。直到1858年的大學法案才開始修改章程和教學內容。學院在大學面前過于獨斷專橫的自治也受到了限制。特權時代結束了。不光天主教徒們要求完全的教育權利。這回連婦女也想上大學了。 1869年，當埃米莉·戴維斯小姐開始教授五位女生時，她的這一起點既很低又很重要。格頓學院是大英帝國的第一所女子學院，兩年后紐納姆學院也興辦起來了。讓年輕姑娘們獲得思想和社會自由？這會帶來什么后果？這可不是維多利亞社會所理解的進步。劍橋的教授們漸漸習慣了有婦女參加他們的講座。不過，阿瑟·奎勒－庫奇爵士堅持用“先生們（Gentlemen）”稱呼他的男女混雜的聽眾。早在1890年就有一位女生在同年級考試中獨占魁首。但她還要很長時間都拿不到學位，評議會的先生們反對授予她學位。劍橋是最后一所同意婦女享有完全平等的大學教育權利的英國大學，從選舉權到學位頒授典禮。這一年是1948年――比牛津晚了28年，這也是一項紀錄。作為劍橋的男子學院，國王學院和丘吉爾學院率先于1971年招收起了女生，莫德林學院是最后一所（1987年）。在“我們男女生混雜”的那些英雄的年代里，圣約翰學院的門房負責人告訴我道，“我的前任鮑勃·富勒戴著黑色袖章，我們的院旗降半旗在空中飄揚?！苯裉?，在劍橋，女生所占比例超過了三分之一，但只有百分之六的教授是女性。 1871年，又一項法律結束了對不信奉英國國教者的歧視。在那之前，誰想獲得碩士頭銜、學院官職或教授席位，都必須宣誓信奉《三十九條信綱》。1563年開始實行的這一信奉英國國教的聲明將天主教徒、猶太教徒和其他持不同宗教信仰者排除在牛橋門外。這一寬容法令姍姍來遲，即使在這之后，學生們也必須每天去禮拜堂祈禱――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有些學院還要久。 1861年，人們注意到了第一位已婚教師，這顯示劍橋大學在漸漸地脫離中世紀。一年前這所大學正式取消了禁止院士結婚的規(guī)定。由于各學院有權自主決定此事，直到1880年之后，院士們的結婚愿望才取得了成功。這給劍橋帶來了一場建筑和嬰兒的小小興旺。院士家庭日漸增多，當為它們修蓋新房時，一種生活形式在各學院里走到了盡頭：院士和學生同居一室的共棲現(xiàn)象。 有些教師至今還在懷念這種狀況：“我相信學院是一個家庭，單性學院真的是個家庭。”彼得豪斯學院的大衛(wèi)·沃特金院士告訴我說：“我理想中的地方是教師們生活在學院里，學生們生活在與社會隔離的狀態(tài)。那是一個特殊的社會，它生活得心滿意足，一個追隨一種懶散的平等時尚的小念頭就讓它發(fā)生了變化。在一個高等教育的地方我不歡迎任何平等的成份?！睆倪z傳學來看，取消結婚禁令神奇地提高了牛橋因子。一些院士家庭相互聯(lián)姻，他們的孩子成了牛津和劍橋的教師、伊頓公學或橄欖球學校的校長，他們攀升到政治、文學、出版界的重要位置。屬于牛橋的這個大學教育王朝的有阿爾諾德家族、阿德里安家族、巴特勒家族、赫胥黎家族和斯蒂芬家族，像格尼家族、弗賴尹家族、加斯克爾家族、霍奇金家族這些貴格會教徒家庭，像麥考利家族、特里維廉家族和達爾文家族這些光彩奪目的名字，他們反過來又和凱恩斯家族聯(lián)姻。從世紀之交到1930年，這少數(shù)家族超大比例地培養(yǎng)出了很有影響的杰出人才――一個極其保守的“知識分子貴族階層”，劍橋歷史學家諾埃爾·安南對他們血緣和精神的相似進行了描述，他是他們最后的偉大繼承人之一，他娶了一位來自烏爾施泰因家族的柏林女子為妻。 牛橋的近親婚配也有它不好的一面：在社會上排斥外人。大學改革之后，工人家庭的兒子們也很少有機會。查爾斯·金斯利寫道：“我們孤傲，其真實原因是因為我們窮?！睂τ谒拈L篇小說的主人公、裁縫和詩人阿爾頓·洛克來講，在1850年，劍橋是高不可攀的，就像世紀末的牛津對于托馬斯·哈代筆下的石匠裘德一樣。他的這部長篇歷史小說中只留下“維斯沃德·霍！”這個地名，金斯利本人1860年成了劍橋的現(xiàn)代史客座教授。阿爾伯特親王請他擔任其長子的導師、當時的三一學院的學生（愛德華七世），金斯利的“肌肉基督教”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人階級的冠軍和親王教育者，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和天主教仇恨者――也正因為它體現(xiàn)了這個時代的矛盾，劍橋人查爾斯·金斯利在維多利亞時代才那么家喻戶曉。 1870年，當時的大學校長，威廉·卡文迪什，德文郡的第七代公爵，資助了一個實驗物理學教授席位和一所實驗室，兩者都是以他的一位祖先、物理學家亨利·卡文迪什的姓氏命名的。那是自然科學輝煌發(fā)展的開始，它的催化劑就是卡文迪什研究院。工業(yè)革命沒有波及到劍橋。1845年，在城市和大學爭執(zhí)了20年之后，至少鐵路修到了這里，大學很想阻止鐵路修到這里（和牛津一樣）。校長強烈抗議星期天去倫敦的廉價返程票。這種星期天的出游“不僅校方覺得可惡，也必然讓上帝和所有虔誠的基督徒覺得討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