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選答案竹林七賢 是指 西晉 初期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

他們是當時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在生活上不拘禮法，清靜無為，主張老莊之學。聚眾在竹林喝酒，縱歌。作品揭露和諷刺司馬朝廷的虛偽。

竹林七賢的作品
嵇康：善古琴，作品是《廣陵散》
阮咸：制作了同名樂器——“阮咸”
劉伶：好酒，傳世作品《酒德頌》
向秀：竹林七賢瓦解之后，寫有《思舊賦》
竹林七賢的不合作態(tài)度為司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離析：

阮籍、劉伶、嵇康對司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殺害。王戎、山濤則投靠司馬朝廷，竹林七賢最后各散西東

竹林，是一種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觀，走進鄉(xiāng)間，走進山野，隨意舉目便能瞧見，一點不稀罕。然當士子走進這平常的竹林，竟產(chǎn)生了文化史的奇觀，產(chǎn)生了政治史的奇跡，產(chǎn)生了心靈史的奇談。


奇觀，奇跡，奇談，一連串奇字，在魏晉間化出了七賢：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咸、劉伶、王戎。

竹林和七賢渾然一體，難分難解，人稱竹林七賢。

竹林七賢信老莊，尤崇莊子。他們與竹林物化真趣的景象，用莊子化蝶的故事來比喻，真不知是竹林化作了七賢，還是七賢化作了竹林？抑或竹林本就是七賢，七賢本就是竹林。

竹林七賢是個群體，如若將他們喻為竹子的話，七人猶如七棵青翠的竹子，參差散立在嵐氣籠罩的竹林中。

有人認為竹林七賢皆是些脫俗之人，其實，他們身上有很多的俗氣，各自又有各自不同的俗氣。其可貴之處，在于以苦苦的掙扎來蔑視俗，打破俗，跳出俗。其可悲之處，在于掙脫的失敗，以及由此帶來的沮喪，或“迷途知返”，重新與俗合流。

他們的身上有同，至少都有過同，這個同是高蹈出世，是做隱士，是學神仙，是與人間的煙火保持某種距離。沒這個同，不可能聯(lián)袂走進竹林中；沒這個同，不可能在一個相當?shù)臅r間內(nèi)將竹林視作為家；沒這個同，也就不可能被人呼作“竹林七賢”。


然而，正像偌大個世界中，沒兩棵竹子會是一模一樣的，竹林七賢是七個人七個樣。這七棵“竹子”，搖曳多姿，各有各的靜態(tài)舞姿，各有各的青黃季節(jié)，各有各的風韻精神。

他們身上有異，有反差很強烈的異，這個異是來自如何對待以禍患為底基的榮華富貴？如何對待以煩惱為伴儔的身家性命？如何對待寂寞為主題的漫長生涯？如何對待說空非空生前身后的名？沒這個異，竹林也就太平靜了；沒這個異，七賢的生存狀態(tài)也就太簡單了；沒這個異，竹林七賢也就失去了作為千古話題的意義。

異中有同，同中有異，竹林七賢合成活靈活現(xiàn)的眾生相。

惟有如此，竹林七賢才是呼之欲出的士人群體。

竹林七賢的精神，使士子和竹子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

東晉王子猷每居空宅，便令人種竹，詠嘯著說：“何可一日無此君?！?


北宋蘇東坡面對慘淡人生，灑脫地說：“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

有人不禁要問，此書既然為書，為何不寫成章節(jié)的式樣，一氣呵成，而要弄成這一篇篇支離破碎的勞什子，是否存心在趕新潮，學時髦？

回答是：非也。不得不如此。

原因有二：一是史料的多寡不均。竹林七賢的史料量，其中嵇康、阮籍、山濤、王戎是正常的。然翻開《晉書》中的向秀本傳，會一陣傻眼，傻眼不在傳主的傳奇，不是傳主的名望，也不是傳主的其他什么東西，而是本傳太短，短得實在不成樣子，若扣除一篇不太長的《思舊賦》，居然只有區(qū)區(qū)九行，不，說得精確一點，是八行半。向秀本傳是這樣，阮咸、劉伶兩人的本傳也差不離。三人的本傳如此短少，那么是否能借助別的史料？可檢覽的結(jié)果，除了《世說新語》有零碎的記載，其他史書的相關(guān)存錄更是微乎其微。既然要寫竹林七賢的整體，那就不可能繞過向秀、阮咸、劉伶?？墒?，如此少的史料，拿來給三人做綜述性傳記，確實有些捉襟見肘，且與其他四人嚴重的不均衡。

二是人物的時代跨度太懸殊。無論是殺身成仁的嵇康，還是抱疾而終的阮籍，都亡于曹魏王朝崩潰的前夕，是十足的魏人；而其他五人，一并進入了三家歸晉的時代，山濤基本活動在晉武帝一朝，王戎身當晉末的八王之亂，向秀、阮咸、劉伶有各自的大限。由此，缺乏一根主線，貫穿始終的主線，若是硬行做來，必產(chǎn)生閱讀的凌亂感。

面對這樣結(jié)構(gòu)的史料，是棘手的，正因為棘手，為何以前全面研究竹林七賢的成果寥若晨星，也就有了答案。

孫子曰：“通于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

兵法變化之妙，存乎一心，文法當是同理。

冥思苦想，反復(fù)變局，方得出這不是辦法的辦法。

這不是辦法的辦法，旨在讓每一篇有個鮮明的主題，有個相宜的適度，有個史料互補的機會。分之，各為一題；合之，匯成總題。

談起撰寫中國歷史的文或書，給人的感覺，似乎有很翔實的史料層壘堆積在那兒，從事史學者只要信手拈來，做些排比、翻譯、詮釋，就能把古人栩栩如生地傳遞給今人。其實不然，大不然，作者面對的是已入土的時代，一種沒有任何一個活人能充當見證人的時代，它只記錄在蟲蠹風朽的斷簡殘篇之中，隱藏在布滿暗紅水漬綠銹斑駁的文物之內(nèi)，鐫刻在黑幽森然角缺身裂的碑石之上。秦時明月漢時關(guān)，古人故事，陳物舊書，要予以復(fù)活，絕非一件省心的事。

將歷史化為現(xiàn)場，顧名思義，應(yīng)該是立體的，而非平面的，更不能是點線的。想時容易做時難，這個難，難在分寸的把握上。過分渲染氣氛，會向小說靠攏，活是活了，但活得不可信，活得失去了那個時代的味。過于強調(diào)忠于史料，無血無肉的枯燥呆板又會接踵而至。故而，既不可太虛構(gòu)，又不可膠柱鼓瑟，一種特殊的中庸之道便成了寫作的原則。

要完整再現(xiàn)過去的時代是不可能的，不得已而求其次，求的是盡量靠近過去的時代，盡量發(fā)掘過去的時代。在確立主題思想后，通過史實鉤稽，加以文學手筆，哲學思考，心理分析，“還原”歷史場景、人物活動及風土人情，勾勒出時代、王朝、人物在歷史進程中的軌跡，揭示盛衰轉(zhuǎn)化的生態(tài)起伏，揭示成敗相依的悲劇因素，揭示禍福相倚的永恒命題。

史學是對人的生活的記錄，文學是對人的生活的描寫，哲學是對人的生活的思索，三位一體，均源于人基本的生活。把學問變成純粹的學問，遠離人的生活，這是違背了學問的初衷。

史料是骨架，文筆是血肉，思辨是精神。司馬遷的《史記》，之所以能成為文化史上碩大的豐碑，成為文史二界的經(jīng)典，其中的行文方式，足以讓人尋味。

風流倜儻的清代大才子袁枚，有一方印章，上鐫“錢塘蘇小是鄉(xiāng)親”。筆者不才，然也想治一方印章，上刻“夏陽馬遷是祖師”。

備了這樣的印，怯弱的膽氣興許能壯些。

竹林七賢不僅在文學上頗負盛名，而且個個是出了名的好酒者。有關(guān)其事跡在古文獻中多有記載，在傳世名畫和出土文物中也有反映。南京市西善橋東晉墓中，發(fā)現(xiàn)一幅刻磚壁畫《竹林七賢圖》，圖上人物廣袖長衫，衣領(lǐng)敞開，跣足袒胸坐于竹林中，嵇康撫琴，阮咸彈阮，劉伶捧杯，阮籍、山濤、王戎席地而坐，面前置酒杯，向秀似醉，頹然坐地。東晉畫家史道碩所繪的《七賢圖》，也是以竹林七賢為題材的。唐常粲的《七賢像》，形象地描繪了七賢各自獨特的風姿。此外，上海博物館收藏一幅唐代畫家孫位的《竹林七賢圖》，也稱《高逸圖》，此圖織本設(shè)色，畫面已殘缺，僅剩下四個人物：上身赤裸，抱膝而坐的山濤，手持如意、赤足而坐的王戎，手握酒杯回首欲嘔的劉伶和執(zhí)塵尾扇、面露譏笑的阮籍，均刻畫得入木三分。

竹林七賢生活在晉王朝統(tǒng)治比較昏暗的年代，由于不滿于當朝的統(tǒng)治者，?！帮嬀苹韬ā薄ⅰ斑z落世事”，頌揚老莊學說，縱酒清談，正如杜甫所云“沉飲聊自遣，放歌破悉絕”，除了借酒消愁，主要目的是隱于酒鄉(xiāng)，遁世避禍。宋人葉夢得說：“晉人多言飲酒，至于沉醉，未必真在乎酒。蓋時方艱難惟托于酒，可以疏遠世故而已。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欲全然用此，以為保身之計，……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耳！”竹林七賢以酒來躲避政治上的迫害和人事上的糾紛，常常做出一些怪誕癲狂的舉動。

劉伶以其善飲、豪飲而聞名于世。其酒量之大，舉世無雙，可稱為中國古代的“醉星”?！岸趴翟炀谱韯⒘妗钡膫髡f在民間流傳極廣。

據(jù)記載，劉伶平日少言寡語，惟以飲酒為樂事。?？v酒狂飲，數(shù)日不止，劉伶常帶著酒，并命人拿著鐵鍬跟在后面，囑令說，“我如果醉死了，就地把我埋掉?！眲⒘娴钠拮右娝染迫缈?，苦苦勸說，劉伶對妻子說：“要我戒酒可以，但是我自己總下不了決心，只能向鬼神的力量才能戒掉，你快去置辦酒肉敬鬼神吧！”妻子聽了十分高興，馬上準備了酒肴，要劉伶對鬼神起誓，哪知劉伶在神前祝道：“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說罷取過酒肉大吃狂喝，頃刻間，喝得爛醉如泥。某日，妻子釀制了一大缸酒，劉伶見了又要酒喝，妻子說：“待酒熟之后，讓你喝個大醉。”酒熟了，妻子喚劉伶喝酒，劉伶興沖沖地揭開了酒蓋，酒香撲鼻，劉伶忍不住俯身就喝，妻子一把將他推進了酒缸，隨即壓上了蓋子，氣惱地對缸中的劉伶說：“這回叫你喝個夠！”三天以后，劉伶妻聽缸中寂然無聲，急忙打開缸蓋，發(fā)現(xiàn)缸中酒已見底，劉伶垂頭坐于酒糟上，妻以為劉伶死了，急得大聲呼叫，誰知劉伶慢慢地抬起頭，笑著對妻子說：“你不是答應(yīng)我讓我喝個大醉嗎？如今怎么讓我閑坐在這里？”其妻啼笑皆非，知道無法讓他把酒戒掉，只好任他日日長醉。

劉伶性情曠達，不為禮教所拘束，常常喝醉了酒，把身上衣服脫光，裸體在屋里一邊喝一邊晃來晃去。一天，有人去訪劉伶，見他如此模樣，實在看不下去就譏諷他說：“你也是禮教中人，似這等行徑實在有失體統(tǒng)。”劉伶聽了，醉眼一翻說：“我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裳，你怎么跑到我褲子里來了？”客人啞口無言。

竹林七賢，莫不嗜酒。阮籍又是酒徒中巨擘之一。他為了逃避混亂政局的滋擾，便以酒避禍全身。據(jù)說，晉文帝司馬昭為其子司馬炎求婚于阮籍女，阮籍不敢直接回絕，只好一醉六十余天，天天酣睡，使司馬昭始終找不到開口的機會而作罷。阮籍家附近有一小酒店，女店主頗有姿色，阮籍常去喝酒，醉了就躺在女店主身旁酣睡，雖有醉態(tài)卻從無越軌行為。他母親死時，他正與人下棋，棋友勸他趕緊回家，阮籍堅持下完棋，然后飲酒三斗放聲大哭，口吐鮮血，幾至昏厥。

聽說步兵營廚人善釀酒，儲酒數(shù)百斛，阮籍竟主動找晉文帝要求補步校尉之缺，此舉頗為劉伶所不喜，阮籍笑對劉伶說：“校尉府中有美酒300石，夠我們享用一番了?！睆拇硕硕阍谛Ｎ靖腥杖蘸?，直到把酒喝光，阮籍又毫不含糊地提出辭職。司馬昭的謀士鐘會，每欲加害阮籍，但阮籍天天爛醉如泥，使鐘會無法羅織罪名。阮籍靠酒的掩護，躲過一場又一場災(zāi)禍。

阮咸是阮籍的侄子，對酒的嗜好不下于叔父阮籍?！疤幨啦唤蝗耸?，惟其親知弦歌酣宴而已。”據(jù)《世說新語》說，阮咸常與族人一起聚眾飲酒，飲酒之具不用普通的杯、盞，而用大盆來盛酒，眾人圍坐肆意痛飲。有一天，大家正圍坐喝酒忽然一群豬跑過來，擠在盆邊喝酒，阮咸見了，并不哄趕，而是不在意地與豬同盆喝酒，共享快樂。

阮咸之子阮孚也是一個酒徒。他身材矮小而禿頂。為人機敏詼諧，深得皇帝喜愛?；实墼鴮⑹鄠€酒瓶上都扣上帽子，置于室內(nèi)以戲耍阮孚，意思是粗矮的酒瓶與阮孕的身材相仿。阮孕進屋見狀，立刻裝作詫異的樣子說：“弟兄們?yōu)槭裁丛诖讼鄬﹂e坐，還是趁早隨我回家吧！”于是持酒而歸，逗得皇帝撫掌大笑。后因?qū)⒒实鬯n的金貂換酒喝而遭彈劾。阮家父子皆可謂酒壇怪杰。

山濤喝酒更有一絕。據(jù)說，山濤飲酒八斗而止，多一點都不喝。一次皇帝請山濤喝酒，為了證實山濤八斗之量，讓人拿出八斗酒讓山濤喝，趁山濤不注意時合人偷偷多加了一些酒進去，山濤喝夠八斗，再也不喝了，皇帝也連連稱奇

提要：通過檢索《大正藏》的相關(guān)譯名、實地考察遺址并綜合分析文獻資料后得出結(jié)論：東漢至西音時期漢譯佛經(jīng)中的釋迦牟尼說法處“竹林”，大多數(shù)譯為“竹園”，有關(guān)“竹林七賢”系東晉士人附會佛教典故的觀點值得商榷。

自古至今生長竹子的河內(nèi)山陽，處于郵至洛陽之間，魏晉之際為達官貴人的莊園別墅區(qū)，屬政治敏感地區(qū)，竹林之游發(fā)生于此地引人注目?！爸窳制哔t”故事的傳播過程中，兩晉之際的瑯琊王氏家族起了重要作用，最終通過孫盛之筆，在歷史的記憶 中定格。

關(guān)鍵詞：竹林七賢 佛經(jīng) 山陽

關(guān)于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劉伶七賢同游竹林的記載，自東晉初期見著于史傳后，一千多年間幾乎沒有人對其真實性提出疑問。近代學術(shù)巨子陳寅倍先生首發(fā)新論，認為“竹林七賢”系東晉士人受佛教“格義”學風影響，取釋迎牟尼說法的“竹林精舍”之名，附會《論語》“作者七人”之事數(shù)而成，并非歷史實錄。此論石破天驚，影響了當代學術(shù)界的研究思路。一些學者沿著這條思路繼續(xù)發(fā)展，對“竹林七賢”說進一步“證偽”，認為竹林七賢之甲的年齡差異和居地距離，使其不可能同時聚會于山陽，而且考證出造假者可能是東晉謝安。然而，筆者通過對“竹林之游”遺址的實地考察，并梳理了與竹林七賢有關(guān)的文獻資料后感到：盡管大師與時賢的觀點推動了竹林七賢研究的深化，但智者干慮，難免有失。

其次，自東晉初期“竹林七賢”說流行后，佛經(jīng)翻譯才開始了由“竹園”向“竹林”的緩慢轉(zhuǎn)變。東晉十六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個時期，“竹園”譯名逐漸下降，“竹林”譯名逐漸上升，“竹林園”的譯名也逐漸上升，統(tǒng)計結(jié)果詳見表3。如何解釋這個變化呢?如果還未找到更好的理由，那么，“竹林七賢”歷史典故的廣為流傳，可能就是影響佛教譯名變化的原因。換句話說，不是佛經(jīng)的“竹林說法”典故影響了“竹林七賢”稱號的產(chǎn)生，可能是“竹林七賢”的典故影響了佛經(jīng)翻譯。

兩晉之際“以經(jīng)中事數(shù)，擬配外書”的佛教格義，是以中國的名詞概念和學術(shù)思想去附和解釋佛經(jīng)，而不是相反。況且格義的最重要規(guī)則是解釋者與被解釋者之間存在著可類比的共同性質(zhì)。因此即使雙方出現(xiàn)互動，士人以佛經(jīng)典故比附中國歷史文化現(xiàn)象，也應(yīng)遵循格義規(guī)則，在類似事物之間建立聯(lián)系。然而，中國的“竹林之游”與印度的“竹林說法”性質(zhì)不同。首先，前者是幾個朋友相聚，清談飲酒的平等交流；后者則是教主向信徒布道，聽眾動輒千萬，如竺法護譯《無極寶三昧經(jīng)》載“一時佛在羅閱抵竹園中，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持心梵天所問經(jīng)》載“一時佛在王舍城迦鄰竹園中與大比丘眾俱，比丘六萬四千，菩薩七萬二千”。再者，漢晉之際的觀念中，圣人不可學不可至，賢人與圣人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不可同日而語。竹林七賢屬于賢人，與佛教中高僧地位相當，故孫綽作《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佛祖則與圣人同，孫綽《喻道論》說“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內(nèi)名耳”，故他沒有以七賢去“方”諸佛，因為兩者不能類比“格義”。

太行山以南的北方地區(qū)，自古便生長竹子，甚至作為經(jīng)濟作物大面積人工種植?！妒酚洝へ浿沉袀鳌罚骸拔即ㄇМ€竹……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睗h晉之際隨著莊園經(jīng)濟的發(fā)展，北方的士大夫在修建風景秀麗、自給自足的莊園時，一般要種植竹子。漢末仲長統(tǒng)是山陽高平(今山東濟寧)人，年輕時代活動足跡在北方地區(qū)， “年二十余，游學青、徐、并、冀之間，”后參曹操軍事，長期生活在鄴。而他在《昌言》這樣描寫理想中的莊園：“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huán)匝，竹木周布”。西晉潘岳的莊園則位于洛陽南郊的洛水之濱， 《晉書》卷55《潘岳傳》載其《閑居賦》：“愛定我居，筑室穿池……竹木菇藹，靈果參差”。由此可見，河內(nèi)山陽嵇康的莊園中有竹林是完全可能的，而歷史文獻記載和實地考察證明，“竹林之游”的兩處遺址——即嵇康的兩個故居：山陽園宅和嵇山別墅，竹林并非虛構(gòu)。

第一，山陽園宅?！端?jīng)注》卷9《清水》：“又徑七賢詞東，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變貞萋。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中散大夫該國嵇康，晉司徒河內(nèi)山濤，司徒瑯邪王戎，黃門郎河內(nèi)向秀，建威參軍沛國劉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陽，結(jié)自得之游，時人號之為竹林七賢。向子期所謂山陽舊居也。后人立廟于其處。廟南又有一泉，東南流，注于長泉水。郭緣生《述征記》所云：‘白鹿山東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時有遺竹焉?！w謂此也?！惫壣妒稣饔洝逢P(guān)于竹林遺址的記載，又見于多種類書征引，其中《太平御覽》卷64《居處部四·宅舍》所引最為詳細：“山陽縣城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今悉為田墟。而父老猶謂嵇公竹林地，以時有遺竹也。”郭緣生生平事跡不詳，《隋書·經(jīng)籍志》卷2《史部·地理類》記載：“《述征記》二卷郭緣生撰。”該志《史部·雜傳類》又載：“《武昌先賢傳》宋天門太守郭緣生撰?！笨梢?，郭緣生是南朝劉宋時期人，《述征記》是記載山陽嵇康園宅遺址生長竹林的最早文獻資料?！端?jīng)注》中的“七賢祠”，元末改為佛教廟宇“竹林寺”，但寺內(nèi)有“七賢堂”，供奉竹林七賢。廟南“七賢泉”，后名“竹林泉”。此廟此泉見諸歷代文獻，如《太平寰宇記》、《明一統(tǒng)志》、《河南通志》、《大清一統(tǒng)志》、乾隆《獲嘉縣志》、 《輝縣志》、道光《修武縣志》以及今修《修武縣志》等。竹林寺(七賢祠)遺址與竹林泉相鄰，位于今河南輝縣魯莊與山陽村之間。如今竹林寺已蕩然無存，而竹林泉卻流淌不息，匯成清澈的小溪，繞竹林遺址東流，岸邊有大片翠綠的竹林。訪問村民得知，他們不知“竹林七賢”典故，種竹不是為了紀念先賢，而是當?shù)刂匾睒I(yè)。但是對我們這些竹林七賢尋蹤者來說，清涼的泉水和茂密的竹林則有了特殊的意義。

第二，嵇山別墅。魏晉士人除了經(jīng)常性居住和經(jīng)營的園宅，還在依山傍水處修建游樂性的別墅，史書中稱為“山墅”。嵇康也不例外，他在距竹林泉莊園西北25里左右的嵇山便擁有別墅。嵇康在與郭氏兄弟互贈的詩中，透露了這一信息： “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跡北山阿”?！傲翢o佐世才，時俗所不量。歸我北山阿，逍遙以相佯”。其中的“北山阿”，不是表達理想憧憬的文學描寫，而是坐落在嵇山的別墅，竹林之游的第二個處所。當筆者沿著漫長而曲折的進山古道，到達群山環(huán)抱的山坳——天門山百家?guī)r下的嵇山時，理解了“北山阿”一詞的含義?！缎尬淇h志》還附有古代地圖，與考察結(jié)果相同。以上文獻中出現(xiàn)的白鹿山、天門山、嵇山，實際上是對同一座山幾個山峰的不同稱謂。該山位于太行山南部、修武縣北境，山勢極雄偉。百家?guī)r是天門山南坡下一個約高170米、寬500米的巨大峭壁，峭壁下的一低矮的小山丘便是嵇山。峭壁與嵇山之間有個約寬30米、長百米的平緩地，可供百家人居住(故名“百家?guī)r”)，有清泉、山溪，風景秀麗，嵇康的山墅即建在此處，后被佛教廟宇百巖寺取代。竹林之游的古跡，集中在這一帶，如劉伶醒酒臺，孫登長嘯臺，阮氏竹林，嵇康鍛灶、淬劍池等。對此處的自然與人文地理，《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明一統(tǒng)志》、《大清一統(tǒng)志》、道光《修武縣志》等做了詳細的記載。

“竹林”的存在已得到了證明，那么，“七賢”故里之間的距離，是否能成為他們聚會“竹林”的障礙呢?曹魏前期，士人多離本土，集中到首都洛陽和京畿地區(qū)居住，以至選官制度改變了傳統(tǒng)的鄉(xiāng)里選舉，改用九品中正制。竹林七賢的實際居地與籍貫并無關(guān)系，他們多數(shù)居河內(nèi)郡，少數(shù)居洛陽，相距不太遠。

漢末長期戰(zhàn)亂造成北中國人口銳減，出現(xiàn)了大量的無主荒田，這種現(xiàn)象在主戰(zhàn)場首都洛陽附近的河南、河內(nèi)郡更為明顯，故曹操遷漢都于許昌，而定魏都為郵。黃初元年遷都洛陽，當時地廣人稀，官員們多在京畿地區(qū)占田建宅，連原籍馮翊的半退職官員楊沛，也在洛陽西郊“占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對南方孫吳用兵，從皖北壽春到洛水以南被劃為屯田區(qū)，故官員占田主要在洛水以北。因此位于洛陽北部的河內(nèi)郡成了戰(zhàn)略后方，地位相當于東晉的會稽。河內(nèi)郡位于太行山南麓，土地肥沃，多泉水瀑布河流，遍布達官貴人的莊園水碓，其中“有公主水難三十余區(qū)”。嵇康原籍為譙郡人，其父為曹魏督軍糧侍御史，本人則與長樂亭公主結(jié)婚，山陽的莊園既可能由其父所建，也可能來自其妻的陪嫁。竹林七賢之一王戎，原籍瑯琊，可能也是魏初由其父王渾在山陽置下園宅，成為嵇康長期的鄰居，“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山濤與向秀原籍分別為河內(nèi)郡懷縣(山陽南鄰，今武陟縣)的小虹橋村和尚村。即使山濤、向秀仍住在故里，與嵇康園宅相距亦不過70多里，在“自由”占田的時代，可能住地更近。向秀《思舊賦》說“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熬又埂辈皇侵缸⌒校侵妇幼?，上文楊沛“居止”草廬中，是其證。沛人劉伶同樣不在原籍居住，史書所見其活動范圍不出洛陽與河內(nèi)一帶。此人行蹤不定， “常乘鹿車，揣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與山陽、懷縣相鄰的河內(nèi)獲嘉縣有劉伶墓，距嵇康竹林園幾十里，比山濤、向秀故里更近。

阮籍住在洛陽城外谷水轉(zhuǎn)曲而東流處，該地因此得名“阮曲”。阮咸隨其叔阮籍同居此地，“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雖然洛陽與山陽相距較遠，約250里左右，但并不能阻礙阮氏叔侄去參加竹林游宴清談。當時長住洛陽的達官貴人，最喜歡北上河內(nèi)，到太行山南麓的青山綠水間漁獵，在山墅中飲酒清談。應(yīng)璩的《與從弟君苗、君育書》透露了有關(guān)曹魏士大夫“山陽情結(jié)”的寶貴信息。應(yīng)璩是建安七子應(yīng){？}之弟，在洛陽上層交際甚廣，歷任散騎常侍、侍中，大將軍長史等要職，嘉平四年逝世。從信的內(nèi)容看，原籍汝南的應(yīng)氏家族如今已在河內(nèi)山陽落戶，擁有土地園宅。應(yīng)嫁在信中勸在山陽務(wù)農(nóng)的兩位從弟千萬不要入仕，而要致力于擴大莊園的經(jīng)營規(guī)模，“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典，立身揚名，斯為可矣……郊牧之田，宜以為意，廣開土宇。”自己混跡官場，是不得已而為之。最高興的活動，是越芒山、渡黃河，北上河內(nèi)山陽，“閑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fā)朦，風伯掃途，雨師灑道。按轡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看修，味逾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jié)春芳以祟佩，折若華以霸日。弋下高云之鳥，餌出深淵之魚……何其樂哉!”最理想的生活是退出政界歸隱，“吾方欲秉未耜于山陽，沉鉤緡于丹水”。這不是文學意象，而是有確切地理位置的莊園。丹水出太行山東南流，經(jīng)山陽境內(nèi)的鄧城，后與沁水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