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青年學生留學日本的目的是什么基本目的仍是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但是多了近代的種族主義觀點。
1840年以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失敗以后，國人痛苦的意識到無法直接向西方列強學習先進的制度與技術，即使學到了也不適用于中國。因此陷入了苦悶之中。
甲午之戰(zhàn)中國雖然戰(zhàn)敗，但是同文同種的日本人通過學習西方竟然打敗了龐大的中國。中國的青年在痛惜的同時，又似乎看到了一絲希望。既然各方面條件都遠不如中國的日本可以做到，中國更應該做到。這是他們心中的一條捷徑。
而且，當時在日俄戰(zhàn)爭結束后，日本并未完全暴露出鯨吞中國的野心。因此種族主義蒙蔽了中國青年的雙眼，他們相信主要矛盾不是中日民族間的矛盾，而是黃種人與白種人之間的種族矛盾。
當時中日之間有一股思潮。中日兩國應當攜起手來，代表黃種人與白種人斗爭，最后解放全亞洲。但是這一奇思妙想，隨著日本侵華而灰飛煙滅。
簡而言之，3點：
日本是離中國最近的高度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注意，是“高度”。因此韓國、新加坡、以色列等不能算。日本是亞洲唯一高度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日本是和中國的文化思想最接近的國家（注意，是“最接近”。韓國甚至其他說華語的地區(qū)乃至華人，已經和儒家思想圈漸行漸遠。）
近代以來，日本給中國帶來的巨大傷害，我們不能忘記。但是客觀看，在文化思想、科學技術等眾多方面，先進的日本也反哺了落后的中國。
以上3點，至今依然。
客觀結果就是，在日本七所舊帝國大學（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名古屋大學等）和早稻田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等，一流學府學習的中國留學生，至今在中日兩國的各行各業(yè)都扮演著重要影響。
為什么中國近代的偉人喜歡去日本留學?這與中國現(xiàn)代的人們喜歡去日本有什么聯(lián)系？首先，我們要知道，中國的史學界界定的近代指的是1840（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1949（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年這段期間，從中國社會形態(tài)上來說，鴉片戰(zhàn)爭是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開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的結束。這段時期也就是我們熟知的“兩半時期”。
在1895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的慘敗，加之當時中國的改革維新思潮空前的高漲，第二年清朝政府派出了首批東渡日本的留學生，從此拉開了中國人留學日本的序幕。
有很多留學日本的名人，如李大釗、郭沫若、周恩來、魯迅、蔣介石、陳獨秀、周作人、郁達夫、王國維、董必武等，它們都在充分學習日本文化的基礎之上，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改造當初落后貧困的中國。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翻開中國近代史，留日學生時不時地從字里行間跳出來。
現(xiàn)代的日本留學風潮，總結下來大概以下幾點的內容：
日本性價比相對要高，留學的費用也很低廉，十萬人民幣對于小康家庭來說不會是太大的負擔。而且國公立大學經常會有學費的減免，生活費也相對于其他留學國家性價比高。
地理位置優(yōu)勢，都是亞洲國家，氣候、生活習慣很好適應。日本到中國飛機只要幾個小時，時差小，氣候和我國東北地區(qū)相似，而且日本也是發(fā)達國家，對于不放心子女去地球另外一端的家長來說，日本是一個最優(yōu)的選擇。
文化相似性，日本的文化有一部分和中國有相似性，包括語言（文字）和飲食習慣，更讓留學生有親切感。
日本治安相對安全。禮儀性高，惡性事件較少。去留學的話對于人身安全也有一定的保障。
日本是一個很好的融合了東方和西方文化的地方，在日本你能感受日本傳統(tǒng)文化的魅力，甚至能找到失傳的中國文化。又因為世界各地的人都在日本聚集，你也可以感受西方的先進文化和知識。這也是近代至今很多留學生愿意去日本留學的主要原因。
為什么中國近代的偉人喜歡去日本留學?這與中國現(xiàn)代的人們喜歡去日本有什么聯(lián)當時，去歐洲的花費很大，畢竟距離遠，而去日本要好一些。同時，當時認為日本也足夠先進，能接觸到西方的知識，所以，近代的確有很多人去日本。現(xiàn)在，路程的因素小很多了，因為日本在二戰(zhàn)后，發(fā)展很好，尤其是科技領域。所以，去日本的人還是很多。近代畢業(yè)于日本東京美術學校的中國留學生有_____?
近代畢業(yè)于日本東京美術學校的中國留學生有李叔同，1911年3月，李叔同順利從東京美術學校畢業(yè)，并依照慣例為學校留下了一副自畫像。
這幅珍貴的作品目前依然保存在東京藝術大學（東京美術學校和東京音樂學校合并而成）。對于李叔同來說，在日本留學的六年時間讓他深刻了解和掌握了西方當時流行的繪畫和音樂風格，也為他后來在杭州的任教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李叔同是著名音樂家、美術教育家、書法家、戲劇活動家，是中國話劇的開拓者之一。他從日本留學歸國后，擔任過教師、編輯之職，后剃度為僧，法名演音，號弘一，晚號晚晴老人，后被人尊稱為弘一法師。
辛丑條約20世紀初中國遠赴日本留學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日本和中國都是黃種人國家，文化相近。近代以來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成為世界列強之一。這讓許多憂國憂民的愛國青年認為日本是中國學習的榜樣，所以會有大批青年赴日留學。另外一個原因是日本不希望中國強大，所以在日本政府支持下，當時的日本也是反清勢力的集中地區(qū)，很多對清政府不滿的革命黨人，以留學名義前往日本，在這里進行反清活動。近代史上有位中國人在日本留學時獲得過日本天皇的佩刀？蔣方震，字百里。中國近代著名軍事理論家。蔣百里最重要軍事論著集《國防論》我個人更喜歡作品《日本人》。早年留學德國，受到希特勒的賞識?；貒群笕伪６戃娷姽賹W校校長及代理陸軍大學校長，積極組建中國的機械化部隊。
1906年畢業(yè)的時候，蔣百里以第一名的身份畢業(yè)日本軍校，受天皇賜刀。
但是更厲害的是第二名也是中國人那，蔡鍔，真牛！??！
我就喜歡！每次說我都很激動~~~留日熱潮對中國近代史有什么影響清末, 清廷實行了一系列“新政”措施, 帶來社會對大批新式人才的急需, 尤其是法律人才的需求。與此同時, 1905 年清廷又詔廢科舉, 改興學校, 斷絕了以功名為進身之階的途徑。由此, 朝野之間鼓吹赴日留學蔚然成風, 清政府也被迫把派遣留學生作為一項國家政策予以積極推行。但由于時代的局限, 這一時期東渡留學的年輕學子所學科目主要以社會科學為主, 其中學習法政者居多。他們對于西方及日本的憲政、法律原理的傳播和移植, 使清末中國政治、法律文化和教育打上了很深的日本印記。
一
在清末西學東漸的文化背景下, 留日熱潮的出現(xiàn)實際是中西文化在近代激烈碰撞的產物。由于“日本自維新三十年來, 廣求智識于寰宇, 其所譯所著有用之書, 不下數(shù)千種, 而尤詳于政治學、資生學(即理財學, 日本謂之經濟學)、智學(日本謂之哲學)、群學(日本謂之社會學) 等, 皆開民智強國基之急務也”①。因此, 歐美各國的學術名著, 無論政治、經濟、教育等, 皆有日文譯本。負笈東瀛的中國留學生置于邁向現(xiàn)代化的日本社會環(huán)境中, 同西方文明直接接觸。在新知的啟發(fā)和內憂國勢的危迫下, 他們莫不奮然企圖改革, 進而以日文為工具和中介, 如饑似渴地學習和翻譯西方社會科學名著, 由此西學源泉大開。雖然中國向日本派遣官費留學生晚至1896 年, 但“他們在學習和引進西方法律文化方面作出的貢獻, 卻遠非前面任何一代留學生可比的”②。
日本較為自由的環(huán)境和較多的法律院校, 為中國留學生學習法律和政治提供了便利。據(jù)1902年《清國留學生會館第一次報告》統(tǒng)計, 學習法律、政治、軍警一類的學生, 占一半以上。為向國人介紹新政, 他們組織了不少有影響的翻譯團體, 主要有譯書匯編社、教科書譯輯社、湖南翻譯社、普遍百科全書、閩學會等。其中, 最為著名的是譯書匯編社。該社出版雜志《譯書匯編》, 廣譯東西各國名著, 重點是政治和法律。譯文常常分期刊載, 然后, 再出版單行本。該刊在東京出版后, 極受國內歡迎, “時人咸推為留學界雜志之元祖”③。梁啟超在《清議報第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中稱贊說: “《譯書匯編》至今尚存, 能輸入文明思想, 為吾國放一大光明, 良好珍誦。”④馮自由在《辛亥前海內外革命書報一覽》中也評價說: “《譯書匯編》??留學界出版之月刊, 以此為最早??促進吾國青年之民權思想, 厥功甚偉?！雹萘硪挥兄匾绊懙姆g團體湖南編譯社于1903 年發(fā)行了月刊《游學譯編》, 其除譯書外, 還譯各種雜著、論文、小品和新聞消息。與純學術性的譯書匯編社相比, 湖南譯編社略帶政治傾向。
與此同時, 以各省份為單位的雜志也相繼出現(xiàn)。其中, 著名的有《湖北學生界》(后易名《漢聲》, 1903 年)、《浙江潮》(1903 年)、《江蘇》(1903 年)、《河南》(1907 年)、《江西》(1908 年) 等等。對于這些由留日學生主辦的刊物, 顧燮光在《譯書經眼錄》(1904 年) 的《述略》中說: “留東學界, 頗有譯書, 然多附載于雜志中, 如《譯書匯編》、《游學匯編》、《浙江潮》、《江蘇》、《湖北學生界》各類, 考其性質, 皆藉譯書別具用心, 故所譯以政治學為多?！雹捱@些刊物或專門開辟了“法政”專欄, 或經?？d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法律和法學的譯著文章, 并由此波及到國內知識界。以上海為例, 馮自由說, 1901 年至1902 年兩年“為上海新學書報最風行時代, 蓋其時留東學界翻譯之風大盛, 上海作新社、廣智書局、商務印書館、新民叢報支店、鏡今書局、國學社、東大陸圖書局等各競出新籍, 如雨后之春筍”⑦, 留日學生出了大力。于是, “歐西巨子之學說”, 借此“滔滔焉渡重洋, 竟灌輸吾國同胞之意識界”⑧。雖然這些譯著的內容十分龐雜, 所宣揚的理論有的在西方已陳舊過時, 有的內容且不乏反動之處, 但這些思想理論對于一個被卷進世界政治漩渦的封建帝國來說, 還是相對新鮮的東西, 特別是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法律學說和民主思想, 還不失為先進的、銳利的思想武器。
留日學生在大量翻譯西方法文化書籍的同時, 也開始審視中國傳統(tǒng)法文化和接受西方法文化, 并根據(jù)自己的理解, 撰寫了許多介紹西方法文化的文章和書籍, 借以推動西方法文化在中國的傳播。以《新民叢報》為例, 1902 年, 該刊發(fā)表各種文章、資料340 多個篇目, 其中評介西方資產階級政治、法律、文化等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文字, 就達180 多個篇目, 占總數(shù)的一半以上。以編譯歐美法政為主的《譯書匯編》, 在1903 年也從以譯為主變?yōu)橐灾鵀橹? 大力宣傳資產階級法治思想。此時, 留日學生不斷吸收來自西方的日本法政文化, 并加以消化和改造, 使之適合中國國情, 進而向國內大肆宣傳, 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中國留學生所辦的《留美學生年報》中的一篇文章說: “中國似醒未醒, 又似初醒之時, 人其從新歟? 從舊歟?未定也。因日本留學生之書報, 日本留學生之罵詈, 日本留學生之電爭, 而通國之人大醒。開明者, 因明而醒; 頑固者, 因罵而醒; 不進者, 因驅而進; 退后者, 因鞭策而前。在此醒悟時代, 日本留學界, 大大影響中國。”⑨正是鑒于留日學生新思想的宣傳, 給守舊的中國政治和法律的發(fā)展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帶來了上升期資產階級的活力和朝氣, 促進了國人的覺醒和政治的進步。因而, 梁啟超等人對留日學生在思想啟蒙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推崇, 進而指出: “要問中國諸種社會中, 其前途最有望, 而能負擔將來之中國者, 則必日留學生?！?0
歷史的發(fā)展也充分印證了梁啟超的預言。以1903 年發(fā)生的“蘇報案”和拒俄運動的興起為界線, 留日學生的刊物逐步擺脫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影響和控制, 轉而公然鼓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 提倡建立民主共和國。據(jù)鄒魯在《中國同盟會》中說, 當時(1903 年) 各省的留日學生都組織了學生會, “會中多辦一機關報, 報以不言革命為恥”11。除此之外, 留日學生還撰寫了許多小冊子, 借以宣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在這些充滿民主主義戰(zhàn)斗氣息的小冊子里, 影響最大的是鄒容的《革命軍》。鄒容的《革命軍》理論來自于西方資產階級啟蒙時期的重要著作, 如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理》、彌勒約翰的《自由原理》以及《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檄文》等文獻。在鄒容看來, 這些著作是“起死回生之靈藥, 返魄還魂之寶方”。在《革命軍》一書中, 鄒容用整整一章篇幅向人們宣告革命后要仍照“美國革命獨立主義”, 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革命軍》自1903 年5 月出版后, 以各種名目在清末銷售100 萬冊以上, “不翼不脛, 而飛走海內”, 其“出世兮, 張我大武; 奮三寸管以哀告同胞兮, 庶挽回我國步”12。它極大地激發(fā)了人們革命排滿的熱情, 吹響了時代前進的號角。
二
清末進行的立憲和修律是產生新式法學教育發(fā)展的前提。由于清末需要大批法政人才, 法學教育便盛極一時。甲午戰(zhàn)爭前, 清廷主要學習英、美的法學教育模式; 甲午戰(zhàn)爭后, 學習日本成了時尚, 學習日本法律成了中國法學界的主流。
清末留日熱潮的出現(xiàn)就是適應時代需要。在以尊君愛國為國策的清末統(tǒng)治者看來, 派留學生到日本留學, 更符合清王朝的階級利益。對此, 清駐日公使楊樞就明言: “蓋法美等國, 皆以共和民主為政體, 中國斷不能仿效。而日本立國之基實遵守夫中國先圣之道, 因見列強逼處, 非變法無以自存, 于是銳意立憲以尊君權而固民志?？计淞椪w雖取法于英德等國, 然于中國先圣之道仍遵守而弗墜, 是以國本不搖有利無弊, 蓋日本所變者治法而非常經, 與圣訓正相符合, 即中國輿論, 亦以日本之變法參酌得宜最可仿效?！?3亦即清末立憲和修律應在不觸及封建王朝國體和政體的前提下, 通過改良的方式, 使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現(xiàn)代化。這種特定歷史環(huán)境孕育的法學教育自然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由此, 中國對外派遣留學生也開始由歐美轉向日本。
在清末國人看來, 日本是一個由師法西方而致富強的成功榜樣, 很多東西經過日本的消化、改造與中介, 更便于中國吸納使用。張之洞就明確指出: “西書甚繁, 凡西學不切要者, 東人已刪節(jié)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 易仿行, 事半功倍, 無過于此?！?4凡此種種, 認為獲得有利無害的西學, 可以走捷徑, 直接取自東洋。早在1896 年, 清政府就向日本派出了13 名留學生,其中出現(xiàn)了學習法政正規(guī)課程的學生——唐寶鍔。1898 年, 清政府在正式確立留學日本的政策后, 又陸續(xù)派出留學生赴日學習法政。此后, 各省督撫也相繼派遣學生赴日, 官費和私費生紛紛涌入日本。時人青柳篤恒描述中國留學生蜂擁去日的情況說:“學堂雖得開設, 代替昔日時科舉,惟門戶狹隘, 路徑險險, 攀登甚難, 學子往往不得其門而入, 佇立風雨之中; 惟舍此途而外, 何能躍登龍門, 一身榮譽何處而求, 又如何能講挽回國運之策? 于是, 學習互相約集, 一聲‘向右轉’, 齊步辭別國內學堂, 買舟東去, 不遠千里, 北自天津, 南自上海, 如潮涌來?！?5日本方面為中國留學生所開設的學堂亦如雨后春筍, 應運而生, “陸軍方面有私立之成城、振武, 法政方面有私立法政大學, 普通補習與師范方面有宏文學院為最??此外東亞同文會所設立之東亞同文書院與私立早稻田大學亦均有特殊設施, 專收中國學生?！?6其中, 1904 年法政大學專為中國學生開設的法政速成科, 到1908 年, 在速成科畢業(yè)的學生就達1070 人之多17。據(jù)統(tǒng)計, 從1905年至1908 年, 有案可稽的赴日公費法學留學生約有1145 人18?？梢? 清末留學日本學習法政者,畢業(yè)者大多以速成科程度居多。清末法學留學的這種實用性價值取向, 雖然使得中國近代法學留學教育起點較低, 但留日學生在清末新式教育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清末, 在政府的明令推動下, 全國法政教育迅猛發(fā)展, 公立與私立法政學堂遍地開花, 遍布各省。這一時期法律教育驟然勃興, 雖然有其歷史必然性和積極意義, 但法科學校發(fā)展過多, 也造成了師資和教材的嚴重匱乏, 并且呈現(xiàn)出泛濫成災的趨向。
綜觀清末法學教育的發(fā)展, 清末雖如火如荼地大辦法政學堂, 但辦學條件十分有限。由于法學人才短缺, 最早辦的幾所大學的法學教育不得不依靠洋人教員, 尤其是依賴日本教員。稍后, 大批速成的留日法政學生回國, 正好滿足了法學教育大發(fā)展的需要。作為國內第一批了解近代法律的群體, 理所當然, 他們被補充到法學教員隊伍中, 在地方各省興辦的法政學堂, 更主要依靠留日學生支撐, 赴日法政學生對中國法律教育的影響, 也自此濫觴。
清末法學教育的盲目發(fā)展有悖教育發(fā)展的自身規(guī)律。由于缺乏法學研究成果的支撐和指導,造成法學教材的嚴重匱乏。為此, 留日法政速成學生將日本當時著名的法學家梅謙次郎等人的著作譯為中文, 成為清末興起的法政學堂的教科書, 甚至他們留日期間的筆記也權充作教材之用。其雖為清末法政學生解了燃眉之急, 促進了新型法律人才的培養(yǎng), 但其教學質量顯然無法保證。楊兆龍先生在總結清末以來法學教育的經驗教訓時說: “現(xiàn)在有許多法律學校, 對于理論法學不甚重視??像法理學、法律哲學、法律方法論、立法原理等科目, 只在少數(shù)學校里被列入課程, 而與其他法律科學并重??對于各種法律制度, 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視條文、判例及解釋例為法律學的全體而置法律的理論于不顧?！?9 追根溯源, 民初法學教育的重實用輕理論的風氣與清末法學教育的盲目性和實用性帶來的失誤不無關聯(lián)。
清末法學教育的實用性和盲目性, 帶來中國近代法學教育起點較低, 制約了中國后續(xù)法學教育的進一步發(fā)展。個中緣由, 與學成歸國的留日法政學生的影響大有關聯(lián)。他們作為近代中國新式法學教育的第一批師資, 在帶來日本法律文化的同時, 由于他們大多是學自速成,學術基礎不扎實, 其教授法律的結果自然也有功利的因素, 把速成之風帶至國內。因此, 清末新式法政學堂一哄而起, 也難免不是受這種法學教育功利主義思想的影響。而清末過速地擴大法政人才的培養(yǎng)規(guī)模, 則導致了法學教育在整個教育中的畸形發(fā)展, 造成即便是以“端正趨向, 造就通才”為宗旨的幾所早期大學的法學教育, 實際上也未能達到培養(yǎng)目標, 當時學生所獲得的充其量是法學的基本知識20。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在《法律教育》(1948年) 一文中, 總結先前50 年法學教育狀況時評價說, 清末“國內的法政學校, 應時而起, 入學程度既低, 師資亦或缺乏, 因陋就簡, 當然談不上法學, 所以學法律的人數(shù)雖屬不少, 而有用之才卻又不多??綜觀50 年來, 我國法律教育開始雖早, 而進展則較遲緩?！?br>清末法學教育在變革中誕生, 在動蕩中運作。在留日熱潮推動下, 日本法學教育模式成了清末乃至國民政府法學教育的主流模式, 法學教育界也幾乎為留日學生所獨占, 而日本的法學成就本來就落后于歐美, 特別是法律哲學。加之, 清末法學教育的急功近利和過熱發(fā)展,使得清末法學教育從起始之初便踏上了一條不屬于自己的路。
三
清末留日學生踏上維新有成、國勢蒸蒸日上的日本國土后, 置身于全新的政治環(huán)境中, 很自然將其與國內的腐朽政治統(tǒng)治相對照, 并深受日本先進法律文化的影響, 進而萌生出變革中國傳統(tǒng)法律制度的強烈欲望。在清末法制現(xiàn)代化舞臺上, 留日學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從中涌現(xiàn)出了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法政人才21。從某種意義上說, 他們的作為左右了清末法制現(xiàn)代化的基本走勢。
在清末內憂外患的局面下, 許多留日學生是抱著愛國救亡的愿望赴日留學的。他們疾呼:“留學外國者, 今日之急務也, 無貴、無賤、無富、無貧、無長、無幼, 所宜共勉者也。”22為了救亡出國留學, 出國之后一心救亡, 這股留學救亡思潮促進了中國傳統(tǒng)政治法律和社會的轉型, 為清末法制現(xiàn)代化奠定了社會基礎。對于留日學生的政治法律活動及其影響, 黃福慶有一評說, 認為“清末革命運動的成功, 主要由于革命、立憲兩派人士的推動與努力, 他們曾喚起全國青年知識分子的覺醒, 共同參與活動, 推翻君權, 建立民主共和。在這個過程中,留日學生的貢獻尤大。因為他們提供了理想的政治思想、發(fā)展組織以及傳播主張, 使海外的涓滴匯成國內的洪流。而留日學生的革命與立憲論調, 主要外感于列強的侵略與憤懣專制統(tǒng)治, 加上他們受到近代教育的洗禮而形成?！?3此評價是合乎實際的。時人劉厚生也說: “宣統(tǒng)元年, 各省咨議局成立, 當選之議員, 以主張立憲留日歸國之學生為大多數(shù)。于是國內之知識分子, 若教育界, 若工商界, 翕然和之, 其勢大張?！?4正是由于留日學生的主體參與, 使國內立憲運動和立憲思潮不斷向縱深發(fā)展。
清末中國開始走向世界, 民主法制的洪流已無法阻擋, 時勢也逼迫清統(tǒng)治者考慮如何移植西方的民主法制。在留日學生中, 由于法政留學生所學專業(yè)涉及國家政治和社會統(tǒng)治的基本方面, 因此, 留日法政學生自然成為他們必須依賴的一支隊伍。而與此同時, 在時代潮流的洗禮下, 留學生中的許多人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個人抱負, 自稱“對外為全體國民之代表”, “對內為全體國民之師資”25。不論維新派或革命派, 都對他們寄予厚望, 尊為“中國將來之主人翁”26。他們也欲藉清廷政治和權利改造現(xiàn)實, 具有強烈的參政欲望, 這樣二者之間的結合就有了某種現(xiàn)實的可能。
清政府“仿行憲政”的上諭發(fā)布后, 大大激發(fā)了人們的政治熱情。在留日學生的積極參與下, 國內外立憲團體應運而興。1906 年12 月9 日, 上海首先組成了立憲派的團體憲政研究會, 該會編輯出版了《憲政雜志》月刊, 宣傳立憲理論, 介紹外國立憲的情況。同月16 日, 上海又成立了預備立憲公會, 該會編輯出版了《預備立憲公會報》半月刊, 開辦法政講習所, 編訂了《公司法》和《商法總則》, 并推動實行地方自治。雖然預備立憲公會成立時, 會員不到50 人, 但到1908 年發(fā)展到345 人, 已發(fā)展成為國內最有影響的立憲團體, 其中最活躍的成員則是一批剛從日本留學回國的年輕人27， 日本東京是國外組織立憲團體最多的地區(qū)。 1907 年6 月, 由提倡革命轉向主張立憲的楊度等人成立了憲政講習會。1908 年1 月, 楊度將憲政講習會更名為憲政公會。憲政講習會、憲政公會以《中國新報》、《大同報》作為輿論陣地, 大力宣傳憲政, 反映自己的社會活動和政治要求, 努力擴大自己的社會政治影響。
清政府頒布的預備立憲上諭, 直接引發(fā)了立憲團體的比肩而起, 而立憲團體的紛紛成立, 又反過來力促清廷速行立憲。1907 年7 月8 日, 清政府發(fā)布了號召上下同心共圖立憲的上諭, 諭令“凡有實知所以預備之方推行之序者, 準備條舉以聞”28。從1907 年冬起, 一個全國性的國會請愿運動迅速興起。最早揭開了這一序幕的是憲政講習會和憲政公會, 而國會請愿理論的創(chuàng)立者則是楊度。1907 年1 月, 楊度在《中國新報敘》中, 認為“立憲之事, 不可依賴政府, 而惟恃吾民自任之”, 要實行立憲, 關鍵在于人民自己起來爭取早開國會29。與此同時, 他又致書梁啟超, 請求他在《時報》等報刊上大力宣傳開國會一事。梁啟超對此深感贊同, 復函說“至專提倡開國會, 以簡單直捷之主義, 求約束國民心理于一途, 以收一針見血之效, 誠為良策。”30在此前后, 宣傳立憲的主要報刊《中國新報》、《大同報》、《政論》、《時報》、《大公報》以及《預備立憲公會報》等, 都連篇累牘地發(fā)表呼請和評論開國會的文章。他們明確指出: “中國去年虎頭蛇尾之改革, 三權分立之制度未見之實行, 若循此不變自甘滅亡, 斯亦已矣。若將來猶有整頓內治以圖自強之一日也, 則未見不采三權分立之制度而能整頓內治者也。”31要求建立一個以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資產階級政治制度, 即實行國會制度, 建立內閣, 以及司法獨立。面對這一局面, 清政府不得不于1908 年8 月27 日發(fā)布上諭, 一面宣布預備立憲以9 年為期逐年籌備憲政, 一面又發(fā)出警告: “如有不靖之徒附會名義, 藉端構煽, 或躁妄生事, 紊亂秩序, 朝廷惟有執(zhí)法懲儆, 斷不能任其妨害治安?！?2對此, 立憲派人士自然是不滿的, 但鑒于不久前清廷頒布了《各省咨議局章程》、《咨議局議員選舉章程》、《議院法要領》及《逐年籌備事宜清單》等文件, 規(guī)定1909 年各省一律設立咨議局, 1920 年召開資政院, 立憲畢竟不是遙遙無期了, 有了具體的規(guī)劃方案?？梢哉f, 至此有留日學生積極參與的立憲運動取得了一定的階段性成果。但接受了西學熏陶的留日學生, 他們中作為改良主義者的一些人, 在推進清末法制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 忽略了西方法律文化最本質和深層次的批判和選擇,“只熱衷于實用性制度的宣傳, 忽略了對人權、平等與立憲主義直接相關的觀念的培養(yǎng)。”33
日本法律文化給清末中國法制現(xiàn)代化帶來的影響, 是當時復雜的歷史情況和背景造成的。一方面, 清廷迫于內憂外患的局勢, 愿借效法日本以速振國勢, 帶有強烈的功利色彩。另一方面, 日本方面為示好中國, 希望能夠通過培養(yǎng)留學生來輸出法律文化, 懷有更大的野心。甲午戰(zhàn)爭之后, 日本“朝野上下涌起一股研究中國的熱浪, 紛紛設立研究會或其他團體, 以研究和調查中國實情。他們在表面上, 美其名為親善提攜, 保全東洋, 實則包藏禍心……日本官紳紛紛來華, 游說地方當局派遣學生赴日留學, 藉以培植新人材”34, 對日本法文化輸入中國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總之, 清末留日熱潮的出現(xiàn)并不是偶然的, 它有極其復雜的社會原因, 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其主流是為了尋求新知, 探究振興國運之道。清政府派出大批留學生赴日學習法政, 雖是權宜應變之計所需, 但赴日法學留學生學成歸國后, 在清末新政的特殊政治環(huán)境下, 迅速成為立法、司法和法律教育的主要力量, 并在中國法制現(xiàn)代化史上留下了深深的日本烙印。中國都有哪些名人曾經留學日本？
1.周恩來
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chuàng)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1917年-1919年，日本明治大學留學。
2.郭沫若
1914年，郭沫若留學日本，在九州帝國大學學醫(yī)。1921年，發(fā)表第一本新詩集《女神》，1930年他撰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1949年郭沫若當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會主席。
3.李大釗
李大釗同志是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之一，他不僅是我黨早期卓越的領導人，而且是學識淵博、勇于開拓的著名學者，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事業(yè)中，占有崇高的歷史地位。1913年畢業(yè)后東渡日本，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
4.陳獨秀
陳獨秀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偉大的愛國者、偉大的革命家與改革家、偉大的民主主義者、偉大的啟蒙思想家。1907年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后轉入早稻田大學。
5.王國維
王國維是中國近、現(xiàn)代相交時期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學者。900年春，王國維為參加出洋考試及安排赴日留學事奔波，在羅振玉的資助及藤田、田崗兩位日本教師的幫助下，于1900年12月赴日本東京物理學校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