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下文的內(nèi)容是我在倫敦建筑聯(lián)盟（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學習過程中的一點點思考；將建筑理論的思考與設計整合是個特別宏大的話題，本文勉力介紹在AA的一股思考的力量。文中所提想法受益于我的導師 Pier Vittorio Aureli & Sam Jacoby ，不敢居功為我自己的全新創(chuàng)造。文章的內(nèi)容理論性論述居多，文筆粗淺請各位看官海涵。

序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在廣義的建筑學領(lǐng)域中出現(xiàn)了逐漸細化的分工，室內(nèi)設計、建筑設計、城市設計以及城市規(guī)劃等等。然而，本文試圖提出一種基于類型學的研究方法，以一種特殊的視角考量建筑與城市問題，使建筑設計與城市設計重新成為一個整體性的學科（an united discipline）。

本文分為上下兩篇。上篇主要討論“類型的細分（the subdivision of type）”這一研究方法和“地平面場景模式（the ground scenario）”這一研究對象在類型學層面的意義。下篇將重點探討“地平面場景模式”在城市層面的意義。

第一部分

大都市狀態(tài)中的地平面概念

從最基本的意義上來說，沒有地平面就沒有城市發(fā)展。在這樣的理解下，大都市的城市空間與其地平面之間的關(guān)系是親密而具有影響力的。由此，大都市的密度化（densification）與擁塞化（congestion）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回溯到地平面這一問題。

首先，地平面的概念可以被定義為一個物理上連續(xù)的平面。在常規(guī)意義上，高層建筑被看做大都市中最重要的填充物（urban infill），比如高樓林立的紐約。這些高層建筑正是扎根于城市的地平面，與來自城市的使用者豐富的互動關(guān)系也發(fā)生在這里?？v觀現(xiàn)代高層建筑的發(fā)展歷程，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的經(jīng)典高層設計無疑是其中的典范。在1930年代末，密斯將工作重心從歐洲轉(zhuǎn)移到美國，美國的資本主義經(jīng)濟與城市模式促發(fā)了他建筑語言的轉(zhuǎn)變。作為對這種新的大都市狀態(tài)的回應，密斯在他的高層設計中發(fā)展出了創(chuàng)造性的基于地面層的語匯（the innovative gesture on the ground layer），建立了具有范式意義的‘密斯式高層（Miesian high-rise building type）’的建筑類型，比如坐落在紐約的西格拉姆大廈（Seagram Building）。這座建筑與地面相接的處理方式在當時是革命性的，體現(xiàn)了密斯的城市觀；后來甚至影響了紐約政府關(guān)于高層法規(guī)的制定。在幾十年之后，同樣是基于紐約的對大都市的解讀，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從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曼哈頓主義（Manhattanism）”和“擁塞文化（Culture of Congestion）”的宣言。在《癲狂紐約》（Delirious New York）一書中，庫哈斯指出大都市的高層建筑是被擁塞的地面層所驅(qū)動的，這種方式標志了當代大都市文化的本質(zhì)特征。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曼哈頓下城健身俱樂部（Downtown Athletic Club），集中體現(xiàn)了高層建筑的功能配置是對于其地面層的垂直重復疊加。密斯與庫哈斯對大都市語境下建筑地平面的理解與設計上的操作手法形成了有趣而矛盾的對比。后文中將基于密斯的建筑語匯從類型學的層面上探討地平面的問題，關(guān)于庫哈斯的討論將更多地在本文的下篇中涉及。

考慮到建筑與城市之間緊密的相互投射關(guān)系，在城市的語境中，地平面的概念是一組連續(xù)的三維空間，由城市基礎(chǔ)設施的平臺和隧道組成（a spatial ground condition consisting of infrastructural platforms and tunnels）。紐約的高線公園（High Line Park）通常被作為對大都市狀態(tài)下地平面空間重新定義與開發(fā)的經(jīng)典案例。然而，高線公園的尺度決定了它只能作為一個城市片段被考量。將地平面的概念推向整個城市尺度的案例并不是紐約，而是香港的城市空間 。在《沒有地平面的城市》（Cities Without Ground）一書中，香港被定義為一座地平面被城市空間消解了的城市。由于城市建設在層次豐富的山地上，從物理意義上說，香港沒有傳統(tǒng)意義上的地平面。而且，在當?shù)鼐用竦某Ｒ?guī)認知中，這個城市也沒有地平面的概念。所以，該書的作者提出無論從空間上還是文化認知上，香港都是一座沒有地平面的城市。反過來看，香港的城市空間使地平面的概念突破了“物理上的平面”這一狹義定義。

由此，本文提出地平面也可以被廣義的理解為“一系列穩(wěn)定的參考點（a system of stable reference points）”。在這里，地平面是否在地面不在重要，它代表的是建筑與城市發(fā)生互動關(guān)系的接觸點的集合，也是建筑與城市中人群活動最活躍的那一個層面。要說明的是，這些接觸點要互相連接、形成有意義的空間序列才能被成為廣義地平面；孤立的少數(shù)接觸點并不能構(gòu)成一個地平面的層次。事實上，相對于缺失的地平面，這種廣義的定義更適合用來解讀香港混雜的地平面狀況。

在接下來的論述中，本文將使用“地平面場景模式（the ground scenario）”這一名詞表述在類型學以及城市兩種尺度中物理上以及文化認知上的地平面概念。

第二部分

研究方法：類型的細分的概念

（the concept of subdivision of type）

在建筑領(lǐng)域中，類型學的概念起源于十九世紀初期。德昆西（Quatremere de Quincy）第一次為類型學提出了完整而精確的理論基礎(chǔ)。對于德昆西來說，類型代表的更多是一種可以指導建筑范例的概念，或者說抽象的準則 （'The word ‘type’ presents less the image of a thing to copy or imitate completely than the idea of an element which ought itself to serve as a rule for the model.）?；诘吕ノ鞯睦碚?，類型是一個有象征意義的抽象的概念。因此，本文將他的類型學理論概括為作為“概念的類型（type as idea）”。在同一時期，迪朗（Jean Nicolas Louis Durand）提出了具象意義的類型的概念，即“作為范式類型（type as model）”。迪朗的理論介紹了一種將建筑系統(tǒng)化分類的方法。相比德昆西的抽象與理想化，迪朗關(guān)注的是類型學的可操作性，即通過類型學的方式如何有效地推動建筑設計。事實上， 從德昆西或者迪朗任何一方單方面理解類型學都是不完整的，他們的理論對立而統(tǒng)一。綜合起來看，類型學層面的表述和方法（typological description and method）為建筑和城市學科提供了理性和具有對比性的討論的基礎(chǔ)。

在當代建筑學語境下，本文試圖將類型的概念再向前推進一步，由此提出了“類型的細分(the subdivision of type)”的概念。類型的細分建立在對類型的重新理解，即一個獨立的類型（an independent type）不再是不可分割的單體，而是由一套子類型體系（a systemic set of subtypes）組成的綜合體。這一概念嘗試在兩種互補而對立的類型學觀點 - 作為概念的類型（type as idea）和作為范式的類型（type as model）- 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與連接點。通過細分而達到的平衡方式并不是簡單地在兩種對立的理論中尋求一個中間地帶。而是從一個新的尺度介入，從而消解這兩種理論之間的矛盾性，得到一種新的研究方法。正是因為這樣，類型的細分的概念為建筑與城市學科中差異性的共存和矛盾性的協(xié)調(diào)提供了可能性。細分的操作方式將在對問題的探索過程中產(chǎn)生意義，而不是在問題的結(jié)論中。

類型的細分的操作方式依賴“子類型（subtype）”和“體系（a systemic set）”這兩個重要要素。子類型作為總體類型的有機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它作為一種細分媒介（subdividing instrumentality）可以涉及到功能、組織、文化、政治、經(jīng)濟和生態(tài)等多方面。如果不能對子類型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和作用（interrelation and interaction）有深入了解，就不能對子類型有全面的了解。在總體類型與子類型中，整體和局部通常會傳達不同的意義。子類型之間的微妙關(guān)系由此形成了它的體系（a systemic set）。體系對于子類型的成因、影響和充要性的分析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需要說明的是，在子類型和體系之間沒有必然的從屬關(guān)系，對于不同總體類型中提取出的子類型的重組可能會帶來結(jié)果的多樣性和不確定性。

第三部分

類型的細分視角下密斯的建筑語匯

在學術(shù)界，密斯凡德羅的職業(yè)生涯通常被劃分為歐洲時期與美國時期，分別以巴塞羅那館（Barcelona Pavilion）和西格拉姆大廈（Seagram Building）為代表。密斯在這兩個時期的作品不論是建筑類型、尺度和手法上都有著明顯的不同，因此他的建筑語匯通常被認為在此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然而，在類型的細分的視角下，密斯的建筑語匯可被解讀成一個連續(xù)的類型學意義上的變換過程（typological transformation）。其中的連續(xù)性正是由子類型體現(xiàn)的。

在密斯的建筑作品中可以觀察到具有共性的元素（shared elements），隨著他的職業(yè)生涯的發(fā)展這些元素也持續(xù)而漸進的演化。以巴塞羅那館為典型代表的密斯式展館建筑類型（architectural pavilion type）中的柱子與基座（columns and the podium）是兩個具有決定性的要素。然而，當它們被重組在密斯美國時期的作品中時，就不能僅僅被解讀為建筑要素了。它們被轉(zhuǎn)換成了一種具有了城市意義的范式。這種轉(zhuǎn)換不是突然發(fā)生的，轉(zhuǎn)變中的一個重要案例是在密斯的美國時期的第一個作品伊利諾伊理工學院校園規(guī)劃（IIT Campus Master Plan, Chicago, 1939-58）。在該規(guī)劃的兩輪方案中，柱子與基座（columns and the podium）被從展館建筑類型中提取出來，繼而重構(gòu)成底層架空柱和底座（pilotis and the plinth）。然而，不論是底層架空柱還是底座都不具備作為一個獨立類型的豐富性。但是，這兩個要素在不同作品中的重構(gòu)與轉(zhuǎn)換使它們可以被定義為伊利諾伊理工學院校園這一總體類型下地兩個子類型。相應地，這些子類型的體系使得伊利諾伊理工學院的校園空間序列可以被解讀成一種“展館式場景模式”（the pavilion scenario）；這也標志了密斯原始的建筑展館類型的瓦解（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original architectural pavilion type）。這兩種子類型的轉(zhuǎn)換并沒有就此停止，而是在密斯后期的高層設計中作為一種特殊的介入手段，以回應大都市的城市狀況。城市空間由此得到了一種被重新定義的互動方式；而一種被重組的新的類型也應運而生—— 展館城市類型（the urban pavilion type）。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子類型同時具有開放的可能性和互動關(guān)系上的一致性，后者強化了其總體類型。作為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地平面場景模式作為子類型（the subtype of ground scenario）”既具有類型學意義上的具體性又涉及到了城市層面的。因此，類型的細分作為本文的研究方法可被推廣到對大都市語境下對地平面問題的探討。關(guān)于城市層面的分析將在下篇中具體論述。